步是我发挥作用的结果”，提提希望和要求，这是正常的程序。但谁也不知道皇上嘱付了什么，交待了什么。

而且，李秉衡还受到了翁同龢的接见。当然，军机大臣交待一些事情也未尝是有什么猫腻，但也很可能有猫腻。更何况，李秉衡一向被认为是清流派的一员。但他们商量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还有另一个情节，就很不好了。李秉衡曾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在任永平府知府时，吏部考核翻出他在冀州知州任上办案不力这么一档子事，给了他一个降级处分，这事李鸿章确实曾为他上奏讲情，但最终未能成功。由此，或许李秉衡心生记恨。关健时候，又是清流派官员、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向朝廷推荐优秀人才的时候，把李秉衡列上了，这次扭转了李秉衡的命运，李秉衡也转而成为张之洞的弟子了。

于是，综合判断——李秉衡作为清流派的官员，作为翁同龢的重要“战将”，从地方层面、外围，向淮系、北洋势力发起了凌厉攻势，形成了内外“夹击”。

不过，细细查看李秉衡，并未发现他与李鸿章、与淮系有什么怨、什么仇。

我认为这更多的还是李秉衡的思想和性格的问题。李巡抚从来就是思想相当保守，与“洋务派”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私怨问题。而对北洋系的龚照玙、丁汝昌等人的举报，也不过是激于义愤。

至于有人猜测，皇上和翁同龢有让李秉衡取代李鸿章的想法，我看也只能是猜测，即便有想法也未必能实现。

因为，到目前为止，仍然难以确定一个重要问题。他家不要想着划分清流与否，而忘了那个问题：李秉衡到底是皇帝的人，还是太后的人？

大家也不要忘了一点：在中日开战、山东吃紧之时，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也许更是因为李秉衡在广西巡抚任上，有力地筹划、支援了越南中法战争，与冯子材同有名声。

简单点去想的话，也有可能：于是朝廷和翁同龢都认为，这是一员可当重任的“大将”，而寄予了深厚的希望呢。

当然，这都是不同角度的判断。

关于李秉衡的猜测，仍然不会止于这个地方。

往后的整个甲午，还会有很多。他参劾败战的将领们是公心，还是私怨，这会影响到对他整个人生、政声的评价，后世的结论，也分成了截然的两种。

还是那句话，不知李秉衡生前是否知道，如果泉下有知，又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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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之下，李鸿章一方面要躲避暗箭，但明枪明刀的直接打击，也仍难以避免。

他的一生之敌翁同龢，还有半个敌人李鸿藻，一开始便摩拳擦掌，清军溃不成军后，更是让这帮人迫不及待。

朝中也有一帮人在等着看老李倒霉呢。

朝鲜兵败，就是清流派们遇到的第一次难得的机会。

翁同龢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研究处理李鸿章的会议：高阳（李鸿藻）抗论，谓合肥（李鸿章）有心贻误，南皮（张之万）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间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最后议定两层：一是从严处理，一是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报给皇上，恭候皇上择定。

高哇，没见军机处研究战略战术上拿出什么大本事，研究对老李的处罚问题，倒是很能耐、很来劲、很迅速。看意思，除了张之万还能为老李说几句公道话，李鸿藻和翁同龢这两人，本来就是李鸿章的老对头，是不会说什么对老李有好处的话的。

不过，似乎有几个人没有被翁老师记上。

孙毓汶，徐用仪啊。孙毓汶据说有些日子是经常申请养病，徐用仪呢？为什么没有参加呢？

答案在于，从朝鲜危机之始，别看朝中一片喊打，军机处就在孙、徐主导下，一开始在解决策略上是倾向于李鸿章的，甚至有点上下“酬和”，简直相得益彰。

我还找到一件事，别看一度在军机处份量最重的孙毓汶名声不佳，但前期在此类的“研究会”上，却一直是为淮军说话、保护了丁汝昌等将领的。

这引起了光绪和时刻注意寻找机会出头的帝党的强烈不满。忘了？前边我说过，孙毓汶和徐用仪主张了一下“议和”，就到了回家抱孙子的边缘了。

再深究，答案还因为，他们是太后的人。

他们竟然没有（或没能）对李鸿章处理提出意见？

这就极其微妙了。不要以为，孙、徐二人，都是按自己的意见独立行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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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选择了不轻不重的，对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

李鸿章当然是毫不见怵，9月19日，立刻上折，不轻不重地为自己申辩：“惟衰病之躯，智力短浅，精神困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