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清军与日军探骑相遇，击毙日军数名，余者逃回。

16日，日军终于挺不住了，从凤凰城增援雪里站。

23日，聂士成侦察到大批敌人来攻，于是将部队分散埋伏在雪里站以北十二里的陡岭子一带，安排几名号兵潜伏在山顶，瞭望敌军动静。并传令各营：一听见山顶号声，便四处开枪射击，同时注意变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探清虚实（“闻山巅号声，悉吹之，即燃枪迭击，蛇行鼠伏，聚散无常，使敌莫测我军虚实。”）

24日早晨，日军果然到达阵前。山顶号声响起，各军顿时也纷纷吹响军号，四处开枪，敌人吓得狼狈逃窜。

25日，正是夏历（农历）除夕之日，聂士成料定，日军一定会趁着过年，清军松懈的机会，前来偷袭，便命令夏青云率队再后退十里，在陡岭子以北的土门岭设伏。

拂晓，日军步骑五百余人果然悄悄摸过来。一看没人，便越过陡岭子，大胆奔袭。一到土门岭，突然遭到清军伏兵的突击，被一阵猛打，缩回雪里站。“自此以后，敌坚守不敢出，惟探马相遇开枪互击而已。”[聂士成《东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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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是甲午战争中非常突出的将领。不仅在反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作战英勇，而且善谋略，有战略思想。

1893年10月，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三人游历东三省和朝鲜，著有《东游纪程》，断定：俄国为中国之大患，“贪心不足，每思开扩土地”，“夺我利权，此俄之素志也”。还认为：日本为“心腹之忧”，对朝鲜觊觎已久，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省之大患也。”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日本便发动了这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聂士成临战也善于用兵，有制敌之法。如在牙山提出班师回国，在摩天岭建议敌后游击，皆为明证。可惜均未被采纳。在辽阳东路的争夺战中，聂士成或攻或守，防御得力，终于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更创造了甲午战争期间第一个比较全面体现“积极防御”原则的范例，也让日军知道了自己的厉害。

此后，日军不得不彻底放弃由东路进犯辽沈的计划，放弃攻势而转为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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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辽东战场还在拉锯的时刻，大清高层，又一次因循战略性的错误思想——重守京畿，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调聂士成入关加强军备。

而主要的直接决策者李鸿章以畿辅吃紧，“急需大支游击之师，非速饬聂土成回直（直隶）整顿不可”，电恳“朝廷主持，勿稍摇惑”，谕聂士成“即日拔队进关”。[《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

朝廷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不顾宋庆等人的反对，命按察使陈湜率福寿军十营移驻摩天岭，接替防御。2月12日，聂士成先行出发，至甜水站与吕本元、孙显寅研究布置防御，详细嘱付，夏青云与陈湜交接，带马队后行，启程入关，回直隶任职。

好不容易出现一位能战之将，辽东需要，直隶也倚重，这是客观情况。象聂桂林、丰升阿这样的，谁也不倚仗。不过聂士成一走，对辽东战场，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聂士成也失去了辽东这个继续发挥、创立战绩的一个重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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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一去，凤凰城北路的战事即趋于沉寂。

但辽东战场的官员和清军、民团却不甘沉寂，主动出来争取作战。于是，凤凰城东路的争夺战又起。

凤凰城原为清朝东边道驻地，九连城、凤凰城相继失陷，新任命的东边道张锡銮率定边军驻在通化县。

张锡銮将手下这支队伍汰旧募新，补充兵员，共有七营部队，让天津武备学堂学生出身的县丞商德正担任总练习，加以训练。正好奉天省城又运来毛瑟枪八百五十支，装备起了三个营，原有七点五厘米口径炮四门，凑了一个炮营出来。

于是，张锡銮率奉军新后营、靖边右营、新中营等三营，进驻宽甸城北25里的大川头，筹划收复宽旬。

而凤凰城、安东失陷后，署（代理）凤凰厅同知的章樾、凤凰城城守尉佑善及安东县知县荣禧也全部后撤到了凤凰城东边一带。这三位难兄难弟因为城池失守，被朝廷革职，官也当不成了，整天愧愤不已，“流亡”之中，也一心想攻回原地，报仇雪耻，于是邀请举人姜焕章等帮助，弄不了军队，就办团练。四里八乡拉起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团——这名字起的，儒家味十足，就是没有杀气——“每团一二千人不等，筹备枪械，挑成堪以打仗炮(枪)手四千余人。”

于是，张锡銮决定趁着清军反攻海城之机，带领手下清兵，联络民团合力进袭宽甸，牵制日军，为清军反攻出一把力，也顺便捞一把试试。[据《盛京将军裕禄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