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连续杀敌，渐渐闯出，襟袖全部被血染红。此时，日军突然排枪射击，杨寿山正在指挥，被飞弹击中胸口，壮烈殉国。

李仁党原为山东巡抚陈士杰部将，1882年随陈士杰由浙江调至山东。积功至副将，任福字军统带。奉命随章高元援辽，在防守盖平东三十里的牵马岭期间，不顾“冰雪在地，不避严寒，与土卒露宿山顶十余夜”，屡次击退敌人骑队。

在抢夺盖平南门时，李仁党奋勇当先，高呼杀贼，不幸中弹牺牲。

杨寿山、李仁党牺牲后，福字军帮统、游击李世鸿继续带队奋击。

李世鸿(1842—1895年)，字海珊，安徽合肥人。早年以武童（武举童生）投到寿春镇总兵麾下，后改隶准军。1874年随章高元渡海赴台湾防日，1884年中法战争时，又以偏将随章高元援台，在基隆之战中，他于夜半率队突袭法军后营，大破法军并夺回炮垒。后在山东管带广武营。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世鸿任新募福字军帮带，奉命援辽。临行写信，叮嘱其子“善事祖母”，并称：“今当前敌，生死置之度外！”[《甲午战争史》引《死事游击李君墓志铭》，《清甲午中东之役战殁李将军传志汇编》]

敌军陷城，全队也死伤殆尽，李世鸿仍然挥刀与敌搏战，最后冲入敌阵，英勇战死。

除了主将，游击贾君廉、都司张世宝，也全部中弹阵亡。争城部队四百余人，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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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一失，章高元军腹背受敌，处境更加困难了。

日军从盖平河南岸也加紧了正面进攻。野战炮兵第二大队在河岸占领阵地，向清军的正面阵地轰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乃木希典这位“肉弹攻击”爱好者又出来了，亲自督令士兵不顾伤亡，过河进击。

形势危急，章高元依然坚持不退，激励部下抵抗，敌军伤亡惨重。

据日方记载：“在乃木旅团长的严令下，各部队一齐呐喊，跳到结冰的河面上前进。盖平河面的冰凹凸倾斜，脚下打滑，有不少人滑倒而受到清军狙击。”

万分危急时刻，徐邦道带领拱卫军赶到，立即加入战斗。

日军因徐军攻势猛烈，“肉弹”攻势的劲头竟然萎顿下去。（其“攻势甚为猛烈，一时使日兵踌躇不前”[《日清战争实记》]）。

徐邦道冒着敌人南北两面炮火的轰击，抢出章高元部，且战且退，退到了盖平西北十余里的贺家屯。

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攻占了盖平。战斗之激烈程度，据说连耐不住性子，亲自跑到前面督战的乃木希典大衣都被子弹击穿三个洞，侥幸保住了狗命。

而清军也付出重大伤亡，特别是营官以上统兵将领就阵亡五人，是甲午之战中最为惨烈的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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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辽阳南路反击海城

在清军与敌反复攻战，杀作一团的时候，这期间，朝廷为改变辽东战场局势，也在努力筹调。

湘军老将刘坤一来了。

1894年12月28日，朝廷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光绪朝东华录》]。但刘坤一上任之初，主要精力放在筹措畿辅守备上，一时无法顾及，关外攻守事宜仍暂时由宋庆调度。

到1895年1月15日，光绪又命令宋庆、吴大澂共同帮办辽东军务。于是，吴大澂终于得以赶往关外。

前边讨论过，清廷打算起用湘军老将和旧部，以应国家之难。于是，帝党也想借此机会，实现“以剂湘淮”的构想——也就是拿湘系官员来平衡，甚至取代淮系。为什么？为了权力，需要掌控淮军。

没想到淮系老大李鸿章一时还难以撼动。但对于朝廷来说，改变淮系一家独大的局面，似乎也符合太后、皇上的利益。

双方在这上面，有了利益的交集。

除了有“重大嫌疑”的湖南巡抚吴大澂，朝廷确实早已密集调遣左宗棠旧部魏光焘、曾国荃旧部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等募兵北援。

不过平心而论，站在大清角度去想，此时中国有兵可调即为大善，还管他什么淮军湘军，到这个时候，山西、河南、湖南兵马都投进来了，南边广东的粤军、西北甘肃的甘军也都开始调动，调谁也不是稀奇了。

再说，要老抱着一个淮湘军的认识，又怎么去看待辽东地方军有兵出兵，没兵的募兵，还有地方官员组织团练，奋起抗击？

有战争即为武人效命之时，有功还有命者也可以晋身升迁，江山代有才人出，有一场战争就有一次涤荡，就有一代新人出现。

时势造英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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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场屡挫，言官交劾，淮军确实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