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对面的日军，在这方面，却几乎都是我说的这种方式——大本营也好，上级也好，很少有截然断然地反对，而是让前方将领尽情挥洒。出彩的似乎不是大本营，而更多的是前线指挥官。

所以可惜，戴宗骞的处境和当初的徐邦道也是一样的。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事实看来更主要的还是在丁、戴二将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中，调和一下罢了。所以，只同意他派三个营到前路抵御。并称山东军还有三个营作为游击，“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

这种折中式的处理办法，以山东陆军，加上戴道三营，区区六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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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骞在自己的防御策略的施行上，受到丁汝昌牵制，而在炮台布防问题上，丁汝昌没有答应代为照应，却还时常插手，二人又在这上面闹起了矛盾。

威海后路炮台，如两臂环抱海港，分别称为南帮炮台、北帮炮台。

深谙陆战之道，又有旅顺的教训在前，所以更加留意之下，丁汝昌已经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不但只注重了对海攻能，而对后射击能力弱，而且自身防护上，也有重大缺陷。

特别是有一座龙庙嘴炮台，被隔在用作护卫的长墙外，也不在山头上，最容易被抄后路。所以，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约好，“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当日军行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丁提督来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从电报和一些史料推断，丁汝昌所挑“奋勇”，一定是从舰队水兵中挑选的，“自己人”的观感强烈，而安插在炮台上的作用，是准备危急时，把炮炸掉，防止被敌人夺走。

戴与丁汝昌的矛盾，无非是观念方法之争。丁根本无力左右，就使出这么一招，戴宗骞前脚一走，丁汝昌还派人准备先将炮台备用的钢底、钢圈等大炮零部件收走，存放到刘公岛上。

在任何人看来，这明显都是一种极为不信任的表现。

而且这些动作，事先并未跟戴宗骞商量，好似故意瞒着他，这让他大为恼火。

这有点意气之争。本来戴宗骞就清楚各炮台在山顶，而兵舍弹药库在炮台背面山坡，有不利于防守的弱点，才提出前出迎敌的。这一闹，他又向李鸿章打报告，又是与丁汝昌、刘超佩争论，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以“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强烈反对拿走炮台的东西。甚至还讥讽“威海还未见敌影子，就吓成这样！半年来，淮军所至纷纷披靡，又何足为怪！”[据《寄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攻击丁汝昌，“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

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一场官司又打到李鸿章面前，这轮到李大人大为恼火了，更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寄威海丁提督戴道等》，《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都把李老大人逼到这个份上了，也真是不够意思。

不过李大人虽然照顾戴宗骞有守炮台的责任，觉得丁汝昌方式上有些不妥，但还是认为丁汝昌的意见有道理，又叮嘱戴宗骞加以考虑，提前预备。

然而，是非难靠嘴辩清，实战中，却见真理还是缪误。事情果然不幸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台最先被敌占领，并为敌所用。炮台没有及时炸毁，钢底、钢圈也未及卸下，使海军及岛内炮台均受威胁。

无奈，为时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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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军队内部在威海防守策略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凭心而论也是正常的辩论，李、丁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出于无奈。而戴宗骞主动出击的方略，实属可嘉，但兵力单薄，以一两支小部队出去游击，估计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至于说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却觉得有些言重了。

山东之败，威海之败，根本上还在于大清的战略不对和筹划组织不力上。

不过，单就北洋一隅来说，综观近代以来各国海军的常规做法，以一名主将统领岸防和海军，是更为有效的方法，更符合军事学原则，也符合领导学、管理学的原理。

战后，有海军将领总结教训，认为应该使“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曹嘉祥、饶鸣衢呈文》，《盛档．甲午中日战争》]却是一个鲜血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