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扼腕叹息。

让人叹息之余，又长久地思考海军的困境。

不敢出战，困于一隅。你怕，你倒是跑啊！

为什么不跑到长江，跑到南洋水师地盘。那里也是大清的地界，对日本人来说更重要的，那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退向南方，与福建、南洋水师合兵一处，卷土重来？

或者，舰队北撤，向烟台，向天津。

甲午之战，很少被人讨论的是天津大沽口。大沽也有着完备的海岸防御炮台体系。

只可能，将战火引向大沽，是李鸿章、丁汝昌不敢的，也是目前朝廷所不允许的。

但奔向烟台，仍有可能。此处也有岸防炮台，是山东军的重要防御之地，还有此处是通商口岸，英国人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北方母港。

实际上我们后来知道，日本人就是怕北洋舰队跑到烟台，或冲向上海吴淞的。

只是等危急时刻，朝廷才后悔听从了李鸿章、丁汝昌的意见，下令北洋舰队突围，可一切为时已晚。

一拖再拖。等敌人封住海口，撤退已是困难重重。

可相比来讲，留下，更是一个无望的选择。

种种因素，都指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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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月25日，丁汝昌收到了劝降信。

登陆之前一天，日军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劝降书即由大山岩和伊东祐亨连署之后存档，以示共同负责。又另以伊东祐亨单独落款的形式，以伊东的名义致书丁汝昌。

其实日本人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正巧英国军舰塞文号等舰至成山头“观看”日军登陆，伊东即托英国人转致丁汝昌处。

丁汝昌接书后，不屑一顾，也未回信，并特意将日本劝降书转呈李鸿章，表明了自己的意志。

事后回想，这种“能奈我何”的不屑，确有几分取胜的信心，此外，便是与倭寇最后一战、决不苟活的决心。

有史书批露：丁汝昌早将家小送回老家，只留自己的次子代禧。临行之时，丁汝昌叮嘱二儿媳张氏，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孙子旭山，“吾身已许国，汝辈善视吾孙可也”。

此语，已与生死离别、最后一面的嘱付无异。

丁汝昌多次向李帅和同僚部属表示，“惟有船没人尽而已”，“自顾衰朽，凯惜此躯”。

加上丁汝昌于威海未围之时，便将北洋舰队的档案文卷资料全部送到烟台，交付刘含芳。此举更让刘含芳判断，丁汝昌已经“誓以必死”。

回想丁汝昌参战经历，以“戴罪之身”，率残破之师，在这样的处境下，即使抱屈含冤，一肚子怨愤，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唯有一死以履其责，同时也更想以死来洗白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当然。

人一旦有必死之志，难道还会屈从于一纸劝降书？

而这，也许是丁汝昌不愿再带舰队逃避的个人因素吧。

至于外援，开战以来种种目睹现状，丁汝昌不会不了解。这一切，似乎又是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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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象征着北洋舰队、甚至北洋军队荣光，寄托着大清强国梦想的威海军港，在山东半岛的怀抱之中，却又象形只影单、孤灯挑尽。

大清、北洋在威海的建设上，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对李鸿章来说，也可谓不遗余力，使之一步步成为一座要塞。

“光绪七年，威海设鱼雷局、机器厂，并设屯煤所。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于威海卫南北岸筑砲台，布水雷。

光绪十七年，于威海黄泥岩增筑新式砲台，又于南岸龙庙嘴砲台外，增筑赵北口砲台。刘公岛新筑地阱砲台，设后膛巨砲于隧道。

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亦设砲台，与南岸相应。刘公岛又设大铁码头，为海军寄椗上煤之所，防务益周密。”[《清史稿》]

参与领导威海基地施工的官员先后就有刘含芳、戴宗骞、龚照玙、张文宣等人。

1883年，李鸿章命候补道刘含芳主持，在威海金线顶建鱼雷库及学堂，并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营料库、雷厂等。1887年，威海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李鸿章奏派绥、巩军驻威海，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参与炮台建设，开始在威海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等处修筑新式海岸炮台，到1890年，威海共建成十三座海岸炮台。

威海建设起步较旅顺晚一些，但技术上却有后来居上之感。主持威海港建设的官员中，至少有三人曾有过建设旅顺港的经验。这些炮台全部为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设计和指导修建，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除刘公岛西北端的公所后(麻井子)炮台和威海南口的日岛炮台外，皆配备以德国克鲁伯厂制造的大炮。

让人叹为观止的，恰恰是被“除外”的公所后炮台和日岛炮台，属于“暗台”，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的大炮，使用蒸汽动力升降式的炮台。按资料记载，此台“藏炮地中，俗名地阱炮。敌人无从窥，炮弹不能及。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至则升炮击之，可以圆转自如，四面坏击，燃放之后炮身即借弹药坐力退压水汽，徐徐而降，复还阱中。其法先掘一阱，藏炮于中，上施钢盖，适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