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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早干什么来?
再后来,孙万龄得到了一个比留任更严厉的处分,“发往军台效力”。
但要注意,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而不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
那就更远远不是阎得胜的“关系”了。是因为,“分统防营管带缺额扣饷”被查明,孙万龄也不免有清军通犯的“老毛病”,被张汝梅查实“该营实有缺额扣饷情事”,所以又由革职加上“永不叙用,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的处分。
看似没有希望了,可“永不叙用”也是一句空话。
到了这年(1898年)的12月,皇上便命令祥麟再去看看,“十月丙午。又谕:已革提督孙万林、已革副都统丰升阿前因获罪,发往军台。该二员年力是否精壮,尚堪效用”。祥麟详查的结果当然是“还能用”,所以,“十一月乙卯(12月18日)”这两员“战将”又被“加恩释回,交荣禄差遣委用”了。
孙万龄跟着新贵荣禄(请注意这是新晋的太后的红人)混,还担任了正吃香的武卫中军的前路前营管带。
再接着便遇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又开始打仗。孙万龄改任武卫中军前路统领,恢复原官衔,与洋军交战……然后,摊上了最风光的任务,上演了一出护卫慈禧太后“西巡”的大剧。
护驾有功,官运来得比打仗还快,到了大同,孙万龄便被授以南阳镇总兵了(实职啊)。
不靠谱的大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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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后路已经被日军切断,威海基本已无清军,空城一座。
2月2日上午,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与第二师团分出来抢功劳的第三旅团会师威海城,争先恐后分别派人从东西两门进入城内。
日军主力并不停留,又立即分兵进攻北帮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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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帮炮台,包含祭祀台、黄泥崖、北山嘴炮台,坐落于威海卫城东六里的丘陵地带,地势陡峭,仅有一条小路可通,形势极为险要。
因为北帮炮台又与刘公岛隔海相望,相距仅四里,故对刘公岛的防御关系极大。
守,则相互掩护。失守,则是极大的威胁。
北帮炮台绥军调至威海南路,虽经协调,但实际上留下的空缺并未有山东军前来填补。还是丁汝昌派已经失去了坐舰,被革职留用察看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带二百多名水手,张文宣派护军两哨,前来助守。可是31日夜绥军最后的一营溃散时,吴敬荣“所带协守水手亦随绥军西去”。
2月1日,一点也不放心的丁汝昌再次前往北帮炮台与戴宗骞议商,戴无可奈何说:“所散兵勇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全台只剩十九人。”
丁汝昌彻底心凉了:“孤台不支,恐资敌用,我船及岛将立见灰烬。”[《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决不能再出现南帮炮台的恶果!丁汝昌决定,既然不能守,就将炮台自毁。
所以,他便先劝戴宗骞转移到刘公岛上。戴宗骞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有南帮炮台的教训在先,满心愧疚,自然也无话可说。长叹一口气,又激越起来:守炮台是我的职责,炮台失陷,我还能到哪里去。此地才是我的死地,只有一死以报朝廷了。
但事情由不得他,丁汝昌一挥手,护兵上前架起戴宗骞就上了船(“挈之行”)。
一身硝烟灰尘的戴宗骞,在刘公岛水师公所前的官码头下船时,望了丁汝昌一眼,惨然一笑。对搀扶他的水手说:“老弟,谢谢了。我的事算完了,单看丁军门的啦!”[《甲午战争史》]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语义双关。当天夜里,戴宗骞在刘公岛仰药自尽。
2日这天,丁汝昌忙着派舰队水兵进入北帮炮台,将火炮、火药库尽数炸毁,大火连烧了好几昼夜才渐渐熄灭。
当毁炮的舰队官兵刚回到艇上时,日军便平行而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已无炮可用的北帮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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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陷落,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尽管在有些记载中,日本第二军曾下达了不戮一人的命令,但从另外一些记载中,包括搜集到的口述记录,民间悼文内容,可以看出日军罪行的冰山一角。加上大山岩所领导的第二军恰恰是金州、旅顺屠杀的凶手,我实在无法相信身为侵略者的小鬼子,能性情大变,还能在异国的土地上与居民和平相处。
我相信的事实是,踏上威海土地的日军,立刻露出了贪婪的本质和嗜血的兽性。
日军不但四处烧杀,还挨门逐户搜寻财物,遇到店铺更是动手抢劫一空。有诗说,“民间鸡豕竟吞噬,器皿钱财一掠空!”
由于威海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