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信中说，鱼雷艇队擅自由西口逃出——“十三晨，敌全力攻扑东口（即南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三）只畏葸，擅由西口逃出西去，倭分队尾追，被其获去九只，全被击沉。以我艇资敌用，其害与南台同。……”而且恨恨不已，请刘含芳等将逃跑官员捉拿正法——“各艇既不得力，且复擅逃，其官弁人等必由浅沙登岸，务请各师严拿正法。”[《丁汝昌致刘含芳函》，《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这些，足以说明艇队出逃，根本不是什么奉命突围。

而同时丁汝昌只字未提有“早有预谋”这个情节，而这个“逃”字，并不代表认定他们是早有预谋，事先商定好的。

除了史料上为自圆其说，认为的“早有预谋，而终于等到并利用了丁汝昌的一道出击命令”，剩下的一个可能，只能是——鱼雷艇队奉令出击，袭击日舰。被发现后，却私自逃离了威海，逃离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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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直到联合舰队对威海卫发起总攻的同一天，突围命令才辗转到达烟台。

7日上午（巳刻），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寄烟台刘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巳刻）《李鸿章全集》]

这是牵挂北洋舰队安危的李鸿章第一次下定决心，命令舰队突围南上吴淞口——或可寻求利用“国际口岸”来庇护，并可与南洋会合。

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电报再次转到刘含芳手中。

此时与四面合围的威海口之间，通信联络只能派勇士冒死传递了。

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已分三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

这个记载也清楚说明，7日鱼雷艇队出击之时，丁汝昌根本还未接到李鸿章的命令和上谕。

所以，那个凭这道命令而命令鱼雷艇队突围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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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书中记载了一件事：一同出港的，其实还有两艘汽艇——“飞霆”“利顺”。加起来，才正好符合14艘这个数字。

但，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细节，至于这两艘汽艇为什么跟着出动，结果如何，几乎没人再提及。

仅有一处提到的，还是鱼雷艇队人员的叙述中，将带头逃跑的责任推给了他们。

陈悦先生精心细致研究，发现，正是这两艘汽艇，才肩负着乘乱突出口外，往烟台送信的重任。

而鱼雷艇的任务，实际上是吸引敌人、掩护这两艘汽艇的行动。而送信的信使之一——北洋水手教习李赞元在“利顺”沉没后，被英国军舰救起，历尽九死一生到达了烟台。

这解释了鱼雷艇光天化日之下大张声势地出去攻击，这个违反原则的行动的合理性。

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危急关头，鱼雷艇队违反了返港的命令，也没有选择与敌鱼死网破地最后一击，而是选择了跟随两艘汽艇向西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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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这件事，存在好多种观点。但说实话，每一种观点，都存在疑点，或者不能全部涵盖，总有无法解释的地方，或者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120年前的那一幕，还在层层迷雾中，包含了很多内情，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思索。

可以肯定的是，虽经千难万险，刘含芳和丁汝昌之间，仍有几次成功的通信。

11日，刘含芳派出的人员成功将密码信送到，但不亚于千难万险。此时离7日已有4天。

但即使此时明确可以突围、弃港，也为时已晚。

宝贵的时机已经失去，在大清上下曲折蔓延的决策与执行中，战，没有组织好，走，机会也被白白地葬送了。

在已经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单凭北洋舰队的力量，更不可能安全突出重围。

10日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这里再次用了逃字），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阳历2月10日、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寄译署》（光绪21年正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

鱼雷艇的逃跑，打乱了北洋舰队的防御部署，造成极大的危害。

北洋舰队以弱敌强，击退日本联合舰队的多次进攻，并伤其多艘舰只，已经将要用尽全力。

现在，唯一的解救之法，是陆上援军火速到达，打退敌人，以解威海之围。

时间——按丁汝昌估计，是最迟在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