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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援兵无期——最后时刻到来

2月8日，又一场恶战之后的威海奇怪地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日岛炮台被摧毁，又有南帮炮台的掩护，联合舰队近乎明目张胆，夜里便派汽艇，使用炸药、水雷等器材，将南口拦坝破坏出近400米的缺口。

9日，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总数上，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丁汝昌亲乘“靖远”，带领“平远”，驶至日岛附近，堵住日岛被毁后留下的防御“破口”，防备日军突入港内。

日军第三游击队五舰完全没有了侧翼的威胁，全力向刘公岛倾泄炮弹。南帮炮台的日军也据高临下，对北洋军舰和刘公岛不停发射大口径炮弹。

弹雨火海中，丁汝昌站到了露天甲板的主炮旁边。这位早已被部将察觉到临战必至前线，暴露在敌人炮火下的最高司令官，正以一种但求牺牲于阵前的心态挺立在船头。也许对他来说，阵亡反而是一种最好的归宿，一种彻底的解脱。

激战当中，“靖远”舰被赵北嘴炮台日军炮弹击穿左舷。

这艘黄海英勇击敌，最后关头升起提督旗组织向敌反击，严重带伤尚未完全修复，又经与日军连日血战的英雄军舰，再无法承受重炮的打击，逐渐下沉。航向浅水区急救，也未能挽回。

海岸炮台失守，从海军的感情上来讲，始终脱不出“以巨炮资敌，被自己的炮台打击”的双重打击。

丁汝昌、“靖远”管带叶祖圭两人悲愤不已，拒绝离舰，明显是准备与舰同沉。但水兵拥上来，救援到炮艇上，转移到了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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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靖远”沉没，战场上竟又重新归于平静。

日军并没有乘势发起冲港作战，反而见好就收，这是一个极不寻常、极为反常的举动。

北洋水师的战舰，实际只剩下了“平远”、“济远”和“广丙”。

而且，弹药已经告急。

可以说，只要日军乘势进攻，刘公岛的陷落也是危在旦夕。

丁汝昌预感到了日军的用意。

不错，日军正是要按照尽量保存自己的力量，逐步耗尽北洋的力量，“待及弹竭粮尽，土气沮丧，以令丁提督降”的战略，实施最后的围困、打击。

血已快要流干了的北洋舰队，很难说能不能再经受住日军一次全力的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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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丁汝昌下令，派“广丙”向搁浅的“靖远”发射鱼雷，将其彻底击沉。

刘步蟾也下令，设置炸药水雷，将“定远”击沉。

无法形容身为舰队司令，还有铁甲船长，下令舰船自沉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壮心情。

当天下午，刘步蟾仿佛是告别，遍见同僚，来到卢毓英住处，恰好见自己的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了“千古艰难唯一死”——著名诗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句。刘步蟾推案一笑，朗声吟出下句“伤心岂独息夫人”，推案大笑而去。

当晚，刘步蟾服鸦片自杀，痛苦弥留至11日凌晨离世。

虽然黄海海战后，朝廷已经颁布旨意，“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不许舰长等官员与船同沉。

但，视军舰为性命的刘步蟾仍然选择了这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职责，也实践了自己“舰在人在，舰亡人亡”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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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般艰难之下，丁汝昌渐渐无法支撑的，还有北洋士气的垮落。

随着战况的恶化，噩耗一个个传来，却没有出现北洋最需要的令人振奋的消息。北洋舰队内部，刘公岛内，日益陷入了混乱局面。

2月8日，一些士兵“哀求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慰固守”，并宣告：“若十七日（阴历）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以“十七日”为期的许诺，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生路”又作何解？

被视为“生死线”的十七日（公历2月11日），指向援军预期中到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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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月22日和23日，廷旨准奏三路兵马迅速赴山东，支援威海烟台。李秉衡估计，威海如能支持二十天，这批援军当可赶到。他在致广西巡抚张联桂和浙江巡抚廖寿丰的电报中说：“电奏允留丁槐一军，并准截留北上二十营助剿，如威能二十日无事，添此兵力当可挫贼。”

李秉衡与李鸿章、刘坤一，对这个日期也认识一致，来回电报中，都肯定地认为，“刻惟力图保威，以待援应。”“如威能二十日无事，便大有转机。”还“迭饬水陆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