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不与家奴”，说他们有这种阴暗心理，好象也不完全是委曲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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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晚清，那就是一个窝窝囊囊的时代。一个窝窝囊囊的朝廷，留给我们一个窝窝囊囊的悲剧。

我们不得不怀着屈辱的心情，去读那段屈辱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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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谁将不避艰难祸福

前方打仗，后方议和。

一场战争无非是和战两端，但对大清来说，时机，却实在不对。

目前的战场表面形势，让日本人心满意得。

当然，这是悬崖边上的冒险。

停战——如何结束战争，获得最有利的谈判地位，日本人看得比较清楚，又押对了一局。

那么，是时候见好就收了。在军事力量的顶点到来之前，日本该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了。

否则，一旦翻盘，或其他玩家加进来，到手的东西说不定就会白白吐出。

虽然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事情不能过头，过了，就是过犹不及。

如何找到和把握住这个最佳平衡点，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伊藤博文变得越来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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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时刻关注和焦虑的，有两个点：首先是日本还能不能撑下去，扛得起这场战争。

答案是，情况不太乐观。

此时停战，还能在“尿泡”被戳破之前，挟胜利之威，狠狠地敲大清一笔。

一旦呈现败像，就无法讹诈了。

此外，伊藤敏锐地思考着国际局势变化，列强的反应，是不得不考虑的。

最担心的，是列强插手干涉。而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此前，伊藤与外相与大清的接触中，一再想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一再要求与大清直接交涉，回绝第三者居中调停，也是毫不给列强留下任何插手的机会。

日军攻占威海之日，正是日本人准备和谈的时机。

伊藤明确地通过与伍廷芳的谈话暗示，需要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重臣，最好是恭亲王奕訢，或是李中堂鸿章大人亲自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

他不是不知道，李鸿章大人已经被摘掉花翎、脱去黄马褂，革职留用查看。但伊藤更知道，李鸿章仍然有这个实力，有这个份量。

只有他们出面，才能确保谈出来的结果，定出来的和约，能够在大清得到落实，而不是一纸没用的文书。

他看得确实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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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备受攻击和冷落的李鸿章，本来都到了被讨论“论罪问刑”中的地步了，突然又红起来了。被朝廷“赏还顶戴花翎、开复革职留用处分，并赏还了黄马褂”。

现实面前，可以看出那些“清流派”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的无聊且又无用。

李鸿章对这个结果，不知是喜是悲。李中堂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恢复职务待遇，或者可能是暂时的，决不是什么好事——是有些不好的事需要他去办了。

朝廷命其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

十年前与法国和谈，不是李鸿章非常赞同、并一力承担的吗，而且还谈得不错，法国人最后都没要赔款。

但甲午已非昔日甲申可比。大家也清楚办好这趟差事绝非易事，没有荣耀，只有屈辱。有人劝李鸿章激流勇退，没必要再去打磨这张老脸了。

但深受儒家精神熏陶，属于传统士子的李鸿章，还是再次以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担当意识，毅然决然接下了这副担子。

诚然，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但这个时候，就要有人忍辱负重，岂能因个人祸福和荣辱而避之？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和外交，也避无可避。

他已决心担此重任，准备迈向屈辱的求和之路。

但对面临的政治风险，他同样很清楚。

所以，李鸿章离开天津，于2月22日进京面圣。

这一趟，李鸿章除了摸清朝廷的意思，还要讨要一个执照。亲自出马可以，但有些重要的责任，决不能背黑锅。退到什么程度止，必须得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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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李鸿章大人更多考虑的，是前往日本的和谈之路，必定艰难。朝中众臣也有共识，大家猜度日本可能提出的和谈条件，认为非割地、赔款不可。

李鸿章上奏，“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若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

一提到钱，李大人还不忘和翁同龢老师斗一番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