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倒也是大儒，祖宗之地不可卖，坚决不同意割地，宁可多赔款，地也绝不能割。可对于如何打赢日本，基本没什么妙招，对如何对付日本，他又一筹莫展。

于是，养心殿皇上面前议事的时候，对翁老师的一番高论，李大人将了他一军，提出：这么重要的使命，还需要翁同龢一起前往日本。

翁同龢立刻慌了。他可不想去背这个黑锅，于是赶忙推托：要是我办过洋务（意指外交），决不推辞，但让我这个生手去办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行呢？（“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

不过翁老师也是被将得窘态毕露，购买军备的时候，他总说没钱没钱，家底光了，太后皇上面前一提到赔款，马上又有钱了，说可以想办法。这不禁让人上火：有钱，早干什么去了？

又回到关键事上，李鸿章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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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解决问题，是需要理智的。

面对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恭亲王对光绪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割地主权。”光绪帝只好答应。

3月2日，李鸿章又一次上奏，又将了皇上一军。说：听说皇上给我以商让国土的权力，我感到无比害怕（因为会招致诽谤和骂名）。可是，谈和又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我深受皇恩，具有天良，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怎么能躲避那些诽谤和骂名呢？我尽力去做，倘若日本人要挟过重，我决不过分迁就，以名为以后留下祸患；也不敢在谈判时犹疑不定，加剧目前的危急局势。

——“顷军机大臣恭亲王等，传奉圣主面谕，予臣以商让国土之权。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睱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3月4日，朝廷下发全权敕书，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商议，便宜行事，订立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所订条款，朕亲加查阅，果为妥善，便行批准。特饬。”

至于有人说，光绪是不同意割地的，但他说了不算，作出批准割地的决定的，是慈禧太后。

理由是：有记载在讨论割地的争执中，慈禧太后突然病了，说是肝气发作、臂痛腹泻，病得不能见人，只表示“一切遵上旨可也”。皇帝坚持不割了，到了3月2日，太后没法，密召李鸿章，授权“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

此后，4日，光绪召见李鸿章密谈，估计是老佛爷有言在先，他这才同意了割地的。

慈禧一向是名声不好的，一些人拿慈禧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来为光绪开脱，我只能淡淡地说，可惜了你们这一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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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李鸿章如何想法将责任上推给朝廷，落在他头上的诽谤和骂名是无法避免了。

在京的那帮大臣们，不但没人出来顶缸，还时刻准备表示自己的忠君爱国呢。这光景，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都能看出，“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推得是一干二净啊。

心情复杂的李鸿章于3月13日晚自天津登轮，14日晨起碇，开始了他赴日和谈的历程。

这一趟，照历一些史书上非常简略的说法，也就是可简化成：去卖国了，签了一个条约。最公允的说法，也不过是加上点：代表大清去卖国了，签了一个条约。

本质上是这样。但，只是这些吗？

厚厚的一本《中日议和纪略》，岂非记录了很重的一段血泪历程否？

在日本语的用词里，这属于两国和谈。日本明治神宫有幅藏画，记录明治天皇的“文治武功”的马关谈判，注明的却是“下关讲和会谈场景”。

“讲和”，包含着日本人的多少重复杂喻义？

说实话，对李鸿章此行，我觉得不可轻侮。而对小日本，却无法不仇恨。

那种折辱，一百年后我辈读来犹自不堪，几次掷卷。而主办者、亲历者，又是何等的难堪？

李鸿章首次出国，跨越大洋，谁知要经受多少艰难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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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李大人应该是做了充分的估计，也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随同赴日的，是一个三十三人的随从班子，从中也能窥见他选人上的用心。

朝廷特设参议一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