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之媾和条约案，再请中国全权大臣明确答复对全部或每条允诺与否。若条款中有希望修改者，亦希逐一开明条项以约文之体裁提出。”[陆奥宗光《蹇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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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武力讹诈，李鸿章退无可退，仍然重新拟定了一份“商改约稿节略”，据理力争，声明意见和理由，并对日本人的要求逐条予以辩驳。

如：“查日本约稿所拟请让奉天南部地方，内有辽阳州等处与台湾全岛，皆日兵所未到者，未便请让。又欧洲向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兵力所据，仍应让还。旅顺口、大连湾乃北京渤海最要门户，应照法国俾路佛之例，让还中国。”

面对日本强要领土行为，李鸿章坚不答应。这一点，在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中也可以说明，“昨接唐抚(景崧)电，（指台湾）敌未来犯，军民心固，似可坚守。鸿断不敢轻允割弃，已于另备节略中驳论及此。”

又如对赔偿军费上，李鸿章又有了新论，其款既以兵费为名，即应查明用兵所费实数。”[《增补中日议和纪略》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894年11月22日，这一天，清政府以朝鲜自主、赔偿军费为条件，经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议和。那么按日本人所宣称的，“为朝鲜争独立”的目标已经完成。李鸿章坚持将这一天作为核定赔偿军费的截止时间，而且要拿出真实的战争费用数据。

李鸿章坚持这一点，也试图以此表明：日本人向世人标榜的“为朝鲜争独立”达成后，继续进行的全是扩大战争的行动，是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按说，李大人是按“公法”来说理的，但日本人是不是按这个“公法”办，却是极有弹性的。伊藤对公法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一种绝对实用性的不恭，符合日本利益的就用，不符合的就删改。别忘了，“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福泽谕吉的这句实话，恐怕更能得到伊藤这帮人认同吧。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这就是现实。

弱国想靠“公法”保护自己，是绝对不切实际的。“公法”保护不了正义，正义只能依靠力量来维护。

这也是李鸿章大人在对日谈判中遇到的最大的劣势。无法改变的劣势。

最难的，是当前战场态势，军事上不争气，打仗失掉的土地，在谈判桌上靠嘴皮子要回来，确实是难为之事。再理直气壮，也难以做到。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到了这种艰难境地。

“但窥日意，仍逐日由广岛运兵出口，恐添赴台，将有南北并吞之志。皆饬让地以一处为断，极是正论，自应如此立言，不知将来能否办到。”

“日原图所划奉天经纬线度，竟连辽阳、田庄台、营口均包在内。辽阳未失，尚易辩驳。此外日兵已据之地，彼已设官安民，极力争论，未易退让。可俟会议时，察酌妥议，似难由我预为决定。总之，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甲午开战之前，李鸿章也曾若口婆心，对日本加以劝说、教育，但没有起到作用。现在再说，更是没有用的。

日本人对李鸿章带有几分诚恳的说词，直认为是装腔作势，根本不理那些高谈阔论。

历史一再证明，对日本人，只能打，劝是没有用的。自古至今天，自中国到外国对日的事例无一不清楚说明一个事实：豺狼一样的日本人只认利爪和尖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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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李鸿章只能一再地向朝廷发电，对如何应对（关键是这些条件答应到什么程度）进行请示。

有人说，李鸿章巧妙地通过与北京间的请示报告，避免自己因为擅自作主、承担割地赔款的“汉奸骂名”，也避免以后被朝中攻击，承担罪责。

不错，事实如此。但，这就是废话。哪位大臣能一个人说了算？

谈判与打仗，朝廷都是总指挥部，马关不啻前线，需要前方后方协调一致地行动。

否则，日本何必坚持要大清派使团？主场优势！除了心理上的，还有地利——日本能随时就近商量，此外，就是掌握大清的来往电报——这是李鸿章与国内联系的唯一途径。

相当年大清满朝文武都唯恐避之不及，里边就没有几个能人吗？我的意思很简单，换位思考，即可明了。Youyouup，就这么简单。

可是那不争气的朝廷，就是乱成一团，有的借病或装病躲开，剩下的就天天争论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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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4日，大清朝廷获知日本的和谈条件起，一样地陷入割地、赔款的两难境地，朝堂上再度掀起了一场风波。

光绪召见枢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