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设厂。

这里边，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小日本倒是对经济的研究也胜过其老师，胃口也比老师更惊人，过惯了穷日子的日本人一伸手，其欲望之贪，野心之大，别说李鸿章未料到日本“所欲甚奢”，竟苛酷到如此程度，连同列强都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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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李鸿章就逐条逐条与日本据理力争，讨价还价。

这个难度丝毫不比前一阶段差，只有更难。光靠嘴皮子，结局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

李鸿章非常清楚。所以，谈判桌的背后，另一场斗争也在上演。中间的惊心动魄，足以拍出一部大片。

可惜，多数记载或影视作品都从结局出发，只注意了表现大清的软弱与卖国。

历史如此波谲云诡，而那些反映“暗战”的“大制作”，却专注于用编造险情和巧合，局限于人为制造“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另外好象除了搀上点“虐心”的感情纠葛，再没有别的能水。这样的小“台面”上，争来斗去，胜了的，也透着一身的小家子气。

不应忽视，李鸿章除了面对面的争锋，还采纳顾问科士达建议“请总署密告英、俄、法三公使”。这一句话很关键：将日本的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将日本的苛刻条件、期望获得的利益，密告三国公使，以积极争取各国出面施压。要知道，这也正是日本一再拖延，不肯出示和谈“要价”的原因。

赴日前，李鸿章已为朝廷定下这一策略，并连日走访各国公使馆，企图通过联络列强限制日本的贪欲。虽然当时各国表态仍一副“公正”和不冷不热的模样，凭几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敢肯定，各国一定会对日本开出的条件有所反应。

此时对于日本，李鸿章建议朝廷在表面上还要一致做出强硬姿态，“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同时请总理衙门对这些情节，也一并密告知三国公使，利用他们的口，将朝廷的态度散布开去。

老到的李鸿章知道这些家伙的嘴就象风箱一样，两头漏风出气。所以他料定，这些也一定能很快传到日本，传到伊藤等人的耳朵里。

李大人也在竭尽可能地与日本大打舆论战，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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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的期限将近，而朝廷的回复却久等不到，李鸿章只能相机而动，先对照日方的和约底稿，拟好一份说帖，把条件内容捋了捋，分为朝鲜自主、让地、兵费及通商权利四项。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余三项都据理予以反驳：

针对“让地”一项，不客气地揭露日本的谎言：“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并告诫日本当局：“徒恃其—时兵力，任情需索，则中国臣民势必尝胆卧薪，力筹报复。”

对“兵费”一项，指出日本在数字上即属超额勒索：“日本所索赔款，既名为兵费，似即指此次用兵之费而言，其迄今所费详细数目，未睹官中簿籍，虽非外人所能周知，然较之日本所索之数恐不及其小半。”“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

对“通商权利”一项中日本实际上要求的资本输出，他则敏锐地申明保护本土企业不受冲击的底线，称：“中国如准洋商在华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使相徂东公牍》，见《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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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李鸿章或大讲道理，或陈述情理的说帖，擅长耍赖的陆奥外相有点气短。虽不无几分戏谑地认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却也一时不知如何回绝。

但伊藤就更高一筹了，不光会耍赖，还擅长讹诈。

沉思良久，伊藤决定：不跟老李讲道理，就跟老李讲“事实”。

他很清楚，反复辩驳讲道理，本来日本做得就比较过分，时间一久、事情弄大了，还会使“局外第三者”的列强产生“日本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感觉。所以，最有效的就是拿武力说事，靠实力说话，以迫使中国屈从。

“事实”就是：日军占着战场的主动和优势。再不断加以恫吓、威胁，不怕老李不答应。

于是，日本回复大清使团，意思是：停战和谈是基于战争的结果，不能象一般外交通商谈判一样讲那么多公平（你吃了败仗，当然需要出血）。道理不用讲了，就说答应不答应，有意见就正式以条款形式拿出来。——“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故日本全权大臣对于我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