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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华的传统思想,不行就该换人啦。皇朝虽是一家天下,但家国不分者便是害国,为庆祝生日便不想也不准备打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皇陵,皇太后,那是你的家事,再说,奴尔哈赤家的所谓皇陵,也不是天生的……
估计,可能还是有愤怒青年加上愤怒老臣,不依不饶不舍地不断上书,太后皇上也烦了。于是,戊午(11日),皇上再次下旨,简短而直截地“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事情已经定局,大家别再说了。“和局已成,勿再论奏”。
勿再论奏!天下汹汹,何以止论?一百年后读到此处,真是让人气为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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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腐败,什么是最大的腐败?
仅《马关条约》所勒逼的赔款,对这个古老国家来讲,负债率几近破产。
大清朝竟敢连这样的结果都能承受,中国还有什么是大清朝不敢卖的?
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正当性存在?
一个屈膝投降的统治政权,是没有存在的资格的。
当发现为之沥血、舍命保卫的大清政权竟是这样一个软柿子货色,失去人心又有什么意外?甲午一战,民众被唤醒,而醒来的结果,是加速了大清朝廷的衰落,向心力、凝聚力的丧失,便在此时埋下了新的火星。
从此,各地督抚与朝廷虚与委蛇。在似听又不听之间,竟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策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朝廷当政的慈禧还奋起神威,向十一国宣战,但随之,刘坤一、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又和各参战国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称东南互保,坐看中央朝廷与世界宣战。
据说,在一纸征集军队勤王的诏书到达以后,张之洞用大家私下常用的一个代称,轻蔑地说:让这个“老寡妇”也受点惊吓去吧。
“北方开战,南方观战”,终于真的成了现实。只可悲的是,也任由京津之地的人民遭受苦难。
历史曾经给过朝廷机会。可朝廷选择了投降,割地赔款,变卖祖宗的家业,而不是奋起抗争。
历史也曾经给过朝廷变革的机会。可慈禧为首的一伙人一味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声称支持变法然后又尽将之破坏务尽,先杀一批阻止变法的,又杀掉所有变法的,手段极其血腥。她可能太自信于还能象往常一样蒙蔽住大清官民了。
甲午战后,光绪似乎也殷切期望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练兵筹饷重整军备,厉行改革革除积弊,铺下身子大干实事,迎来中国的强盛——“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覆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甲午战争史》引自《朱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希望终于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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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三国联合武力“劝告”
大清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下。一切都不是秘密,包括大清求助于各国的事,几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一动,第二天,情况便会传递到伊藤案上。
当然,李鸿章也在等待各国做出反应――这是他策略的一部分。
这一手,也拨动着日本人紧绷的神经。
所以,日本不断地做工作,争取赶在各国出来之前,把定约的事拿下。
然后,就等条约批准和互换之后,生米便煮成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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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的角逐场上,向大清勒索的东西,日本能不能拿到,还得看列强同不同意。
当然,这一点,日本人始终是清楚的。开战前,日本就动用全部的外交力量,费了好大的劲,来获得列强的谅解,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日本人似乎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也相当有信心。
甚至1894年的12月间,西方八国派兵进入北京,保护使馆,伊藤也没有更多担心,因为这虽然属联合行动,但更象是不约而同的行为。伊藤以为,只要不触动大清京师,自然无须对各国额外担心。
此后伊藤和陆奥始终坚持与大清直接谈判,把各国隔在谈判场之外。这些办法似乎也卓有成效,日本基本胜利地达成了目的。
但很不幸,伊藤仍然没有完全准确地弄清此时俄德法英的真实想法。
一切事物都是动态之中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地变化――如风平浪静的海面下,其实是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