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中华的传统思想，不行就该换人啦。皇朝虽是一家天下，但家国不分者便是害国，为庆祝生日便不想也不准备打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皇陵，皇太后，那是你的家事，再说，奴尔哈赤家的所谓皇陵，也不是天生的……

估计，可能还是有愤怒青年加上愤怒老臣，不依不饶不舍地不断上书，太后皇上也烦了。于是，戊午（11日），皇上再次下旨，简短而直截地“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事情已经定局，大家别再说了。“和局已成，勿再论奏”。

勿再论奏！天下汹汹，何以止论？一百年后读到此处，真是让人气为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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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腐败，什么是最大的腐败？

仅《马关条约》所勒逼的赔款，对这个古老国家来讲，负债率几近破产。

大清朝竟敢连这样的结果都能承受，中国还有什么是大清朝不敢卖的？

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正当性存在？

一个屈膝投降的统治政权，是没有存在的资格的。

当发现为之沥血、舍命保卫的大清政权竟是这样一个软柿子货色，失去人心又有什么意外？甲午一战，民众被唤醒，而醒来的结果，是加速了大清朝廷的衰落，向心力、凝聚力的丧失，便在此时埋下了新的火星。

从此，各地督抚与朝廷虚与委蛇。在似听又不听之间，竟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策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朝廷当政的慈禧还奋起神威，向十一国宣战，但随之，刘坤一、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又和各参战国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称东南互保，坐看中央朝廷与世界宣战。

据说，在一纸征集军队勤王的诏书到达以后，张之洞用大家私下常用的一个代称，轻蔑地说：让这个“老寡妇”也受点惊吓去吧。

“北方开战，南方观战”，终于真的成了现实。只可悲的是，也任由京津之地的人民遭受苦难。

历史曾经给过朝廷机会。可朝廷选择了投降，割地赔款，变卖祖宗的家业，而不是奋起抗争。

历史也曾经给过朝廷变革的机会。可慈禧为首的一伙人一味弄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声称支持变法然后又尽将之破坏务尽，先杀一批阻止变法的，又杀掉所有变法的，手段极其血腥。她可能太自信于还能象往常一样蒙蔽住大清官民了。

甲午战后，光绪似乎也殷切期望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练兵筹饷重整军备，厉行改革革除积弊，铺下身子大干实事，迎来中国的强盛——“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覆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甲午战争史》引自《朱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希望终于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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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三国联合武力“劝告”

大清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下。一切都不是秘密，包括大清求助于各国的事，几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一动，第二天，情况便会传递到伊藤案上。

当然，李鸿章也在等待各国做出反应――这是他策略的一部分。

这一手，也拨动着日本人紧绷的神经。

所以，日本不断地做工作，争取赶在各国出来之前，把定约的事拿下。

然后，就等条约批准和互换之后，生米便煮成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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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的角逐场上，向大清勒索的东西，日本能不能拿到，还得看列强同不同意。

当然，这一点，日本人始终是清楚的。开战前，日本就动用全部的外交力量，费了好大的劲，来获得列强的谅解，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日本人似乎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也相当有信心。

甚至1894年的12月间，西方八国派兵进入北京，保护使馆，伊藤也没有更多担心，因为这虽然属联合行动，但更象是不约而同的行为。伊藤以为，只要不触动大清京师，自然无须对各国额外担心。

此后伊藤和陆奥始终坚持与大清直接谈判，把各国隔在谈判场之外。这些办法似乎也卓有成效，日本基本胜利地达成了目的。

但很不幸，伊藤仍然没有完全准确地弄清此时俄德法英的真实想法。

一切事物都是动态之中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地变化――如风平浪静的海面下，其实是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