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刮目相看。

唐景崧孤身抵达越南保胜，劝刘永福投身朝廷，为刘永福出谋献策、参与指挥，连续打赢了河内、山西两战役，以功赏四品卿衔。

1884年越法战争终于打成了中法战争，双方扯明了动起手来。唐景崧奔走于援越桂军、滇军、黑旗军和抗法越军之间做协调工作。特别是亲自跑了一趟，将法军的克星、退休老将冯子材请出山领兵上阵，东线战场大获全胜。唐景崧还奉张之洞之命募成景字军4个营，亲自率军入越会同黑旗军、滇军作战，与云贵总督岑毓英联手，组织和指挥了宣光攻坚战，在西线战场上取得了临洮大捷和宣光大捷，法军遭遇亚洲“滑铁卢”，好战的法国茹费里内阁轰然倒台。

怎么看，这些也不全是白给的，唐景崧应该是有两下子的。所以，中法战争结束后，唐景崧便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当上了巡视干部。后来台湾建省，又任台湾布政使，成了实职的副省级地方大员。客观说，唐景崧初到台湾，便办书院、兴科举、劝农桑，倡导修建铁路，发展生产，教化台南少数民族，做了不少造福台湾人民的事情。

但在战云密布的时候，担任台湾巡抚，确实算不上幸运。

为反对割台，唐景崧甚至到了不顾君臣纲纪质问皇上、公开声称抗命的程度，“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今见割台已无可挽回，又针对朝廷任由人民去留，无异于撒手不管，而苦谏告诫：“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台海思痛录》]

这个警告，用不了多久，就会全部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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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声音，在中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共鸣，一时间地方声援台湾、反对割台呼声四起。

清政府在这片声浪中，不断丢失本身就已岌岌可危的威信。

1895年7月15日，上海《申报》以《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人》为题，发文严正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

仍处于封建时代、受到晚清政府严格限制、为满清愚民政策围困的报纸，被李鸿章对外评价为“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申报》发出对日本，也似对朝廷的怒喝，不亚于第一声惊雷，足可谓是惊世骇俗。

而台湾官绅军民所干的，更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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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沧海横流显英雄

求朝廷不行，寄希望于外国也不行，已经无望的台湾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家园，实现自己的忠烈誓言：

“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抗日保台，必定战火连天。连日来，一些重要的官绅不断聚会协商，要成立机构，统一组织指挥台湾军民行动。

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台湾绅民5月15日电告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作预先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

请注意这关键的几句“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里边透露着重要的信息：

一个，台湾将要一“岛国”的形式，独自起来拒倭自保；另一个，实质上不独立于大清。

16日，唐景崧也电告总理衙门：台民“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

台湾人民在“事难挽回”的情况下，决心要自主拒日保台了。

5月25日，士绅丘逢甲率台北民众拥到巡抚衙门前，组织被大清抛弃的官兵民众，正式成立自己的政权。

这种绝地自保、不惜孤注一掷的勇气十分可嘉。还有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绅民宣布成立的是一个有别于大清体制的政权――“台湾民主国”。

这个“民主国”虽不完备，但也有向共和国家学习的影象，这说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在大清国土上悄悄播种和发芽，而台湾以地理优势，率先接触并开了“先河”。

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有些史书只注意到了台湾民主国其实并不完全，而争论此举算不算得上是独立建国，其实，这根本没明白台湾官民采取此法的真正用意，也没有抓着问题的关键。

此前在商量保台之策时，前驻法参赞陈季同先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