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就在瑞芳展开激战。

这一仗，清兵灵活利用地形，拼死抵敌，或“隐于村落的土墙后”，或“潜于茂密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日清战争实记》]日方也记载：“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我方死伤较多。”[《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

但清军的火力根本难以与日军相比，只能以血肉之躯抵挡。激战中，清军也伤亡惨重。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日军两路包围威胁较大的清军炮兵阵地，刘燕督率炮兵与日军近战，死伤甚众。亲临指挥和督战的刑部主事（时任台湾布政使）、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率亲兵上前助战，加入了战斗，也被弹片击伤。

尽管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瑞芳终于没有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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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近卫师团进犯基隆，远远地便首先受到狮球岭炮台清军的炮火迎接。

但日军有军舰支援，能够不断地从海上向基隆炮击。正午时分，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川村景明指挥八个中队向基隆市街发起猛攻。清军冒着倾盆大雨，在咫尺难辨的云雾中与敌人苦战五个小时，直至下午5时，街市终被日军突入，随即又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争夺。

基隆陷落。但惨烈而英勇的抵抗也让日军胆寒。

两名清军士兵神色刚毅地看着敌军冲近，从容引燃了火药库。爆炸使日军死伤近50名（炸死军官一人、士兵二十人，炸伤军曹一人、士兵二十余人），并炸伤夫役一百余人，其中重伤十七人。[《日清战争实记》]

在进攻基隆的同时，日军分兵向基隆市街西北、扼台北通路的狮球岭发动攻击。

但是，一类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玩意――败类，又出来了。奉令前去防守狮球岭后路要地八堵的中军副将黄翼德，一到八堵，便立即回返，谎称狮球岭已失，加上大雨不能扎营，唯恐省城内乱，唐巡抚安全为重……

狮球岭只剩下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没有援应，胡友胜和这支孤军浴血苦战，顽强抗拒。日本随军记者描述：“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巍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我军再合力攻击，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难以发起冲锋。在炮垒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丛，且相距甚远，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占领基隆市街后，四面包围狮球岭。已无逃生希望的守军奋力杀敌，战至下午6时，伤亡殆尽，狮球岭终被攻陷。

确保全部占领基隆，跟随日军前进的桦山随即将总督府大本营设在基隆城中。在此之后，他却忽然停止了进攻。

连日的战斗中，清军的表现一时令日军胆寒，日军在战场上一直敢于实施的小股多路突进的打法，放在此处似乎显得太过冒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勤跟不上。

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日军冒着弹尽粮绝的危险全力占据基隆，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就地稍作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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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清军又开始犯甲午开战以来惯见的毛病：只能打一阵，然后便急转直下，而且一溃就是全溃。

日军攻陷基隆的消息传来，驻守台北的清军却未见敌踪先丧失了斗志，不打自乱了。

6月4日，前线退下来的俞明震等进见唐景崧，会商结果，是兵力空虚台北难守，只能弃守。

弃守在战略上有时是为了重整兵力、防线。俞明震力劝唐巡抚暂时退守新竹，与林朝栋、刘永福二军联合，以图再举。

但唐景崧却默然不应。这一突然的变化让俞明震心中一沉，知事不可为，便不再强求。于是，长叹而退，自往台中撤去，最后寻路返回了大陆。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又字启东，号觚庵，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斗门，生于湖南。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刑部主事。此段经历与唐景崧十分相似。中日甲午战争前由唐景崧奏调赴台，掌管全台营务（军事工作），1895年接任台湾布政使。之后仅数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俞明震与唐景嵩、邱逢甲等人组织台湾守军抗日，并出任内务大臣。

内渡之后，俞明震任过几地的道台，戊戌变法期间，俞明震积极支持康、梁，并参与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当地推行的新政。变法失败后，转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兼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