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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支持长期抗战，需要持续的财力物力保障。光粮饷一项，台湾府就很难有这个力量承担。何况，义军还缺少军械弹药。

从当时起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新竹日军一千余人，处于新苗军、新楚军和新竹以北各庄义军的包围之中。假如黎景嵩能够主动与台南联合，集中台湾、台南二府的抗日力量，请刘永福全面主持作战事宜，不仅收复新竹指日可期，而且战局必有转机。

其实，这是对形势的不正确估计。

即使能打下来，打下来怎么办？

日军决不是孤立的的一支，而是随时可以从台北增援。日军总数可是两万多人，从人数上都不在下风。何况，如果从军械装备数质量、兵员战斗素质上，皆不可同日而语。仅凭抗日军的血勇，是难以一战而定的。而且，那只会让鬼子高兴。

大支义军围困敌一个大队，却被优势之敌突破解围，反而遭受重大损失，说明了这一点。集中兵力决战不是以弱胜强的有效方法，“拖”才是要点，持久消耗敌人才是正确战略，在打法上，游击战才是真正发挥优势、克敌之短的有效战法。从后来我国的抗日游击战，到近年中东某些国抗击入侵的战例，都表明了这一条。

后又有人批评黎景嵩未能与台南黑旗军及时地联手，致使收复新竹之战功败垂成了。特别指黎心胸狭窄，担心刘永福占功，又夜郎自大，不愿求援台南。

其实，未能及时联合，绝对是个错误，但至于为何，恐怕还是战略指导的错误，还有过于自信（下节我们再讨论）。

客观说，联合起来尚不见得能一战成功（甚至仍然可以认为可能性很小），何况是将抗日力量逐步投入战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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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台日军只以为大批正规清军退走以后，台湾唾手可得。但仗往后越打竟然越艰苦。

日军也没有想到，义军不光是神出鬼没打游击、搞袭扰，他们还会集中起来打大仗，敢于向日军占据的城镇主动发起进攻。

在日军将主要力量投入到台北新竹间，攻击此地的抗日力量时，新竹日军确实取守势。此时，黎景嵩抓住时机，命令抗日联军各部克期收复新竹。

于是7月10日，北面几支义军即将与台北出动扫荡的日军打响时，南面抗日联军又对新竹发动了距上次时隔半月的第二次进攻。

但是，黎景嵩对形势的估计更加过于乐观，以为新竹指日可下。

而且，由于部队不注意保密，被汉奸获取并报告日军，造成机密失泄的重大失误。

一切只缘于抗日军军事素养还是不足，个别军官疏忽大意，违反了一般军事行动常理。

本来台湾已经是鱼龙混杂，新楚军营官陈澄波还提前通知沿途地方供应，“驻稍后，冀香山接待，先使告香山总理（查清代陈朝龙纂辑《新竹县采访册》等史籍，总理为掌管一村庄之职，相当于村长。香山在新竹西十里）。总理则告新竹人，转报日军。于是，师未行而期泄。”[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

一个人的过错，可能毁了一场战斗。由于陈澄波的不慎，结果，让一名村长与县城的汉奸合伙给鬼子透风了。

能这么快组织起一个深入到村级的汉奸网，也可见鬼子还是专门做了不少工作。

新竹防守的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阪井重季得到这份重要情报，立即派出侦察队，加强戒备，严禁四门出入。然后四门内外加强部署，严阵以待，专等抗日联军来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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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联军凌晨出发，分三路接近新竹城。按预定计划，各路分别自东、西、南三面攻击：傅德升攻东门，陈澄波攻西门，吴汤兴攻南门，杨载云继后策应；吴汤兴部将徐骧、赶来参战的姜绍祖则各从间道（抄小路、钻隙突进）先进，阻敌增援或迂回攻击。

有攻击、有策应，还有穿插部队，这个进攻部署，显示出义军在部署和协同上还是很符合章法的。

上午八时，抗日联军开始攻城。

陈澄波泄密坏事，带兵作战也一般。本来他这一路自虎头山一带向西门进攻，进至隙仔溪，首先尝到苦果——陈军所部突然遇敌埋伏，双方就在那里相持到傍午，陈澄波毫无进展，麾军退去。

杨载云作为后应，率新楚军从驻地经大埔前出，吴汤兴军则自鸡卵面山出动，合军进攻南门。

日军早有准备，等杨、吴军越过城南山头，大部分下到山腰时，日军炮兵猝然发射黑心的榴霞弹，这对正面山坡上的义军杀伤力极强。杨、吴军只有为数不多的火炮还击，根本压制不住敌人，始终无法靠近南门，只好退回，转而会合傅德升军从东南路进攻。

日军也已抢先占据了城东二里的十八尖山。吴汤兴率先出战，杨载云、傅德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