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望长跂。痛恨深憾，哀莫穷已！”

出征，死了。谁让你来的？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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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失守，抗日军遭受巨大损失。在激烈的战斗中，著名的义军将领纷纷陨落。残部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

虽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局势越来越黯淡。许多人认为大势已去，失去了抵抗的决心，开始另谋他途。

一个被人指摘的事是，在唐景崧逃走后不到两个月，这年秋天，丘逢甲辗转离台内渡。据说，是因为日军以台湾民主国为丘逢甲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

实际上，在战前丘逢甲就对台湾的防御布置看得很清楚：“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江山渊《丘逢甲传》，见《中日战争》]开战后他的预料被一一证实，失台已是早晚的事情，估计这才是他离台的最终原因。

临行前，他还写下了抒发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内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不忘再把老李骂一通，还有“卷土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之句，仍然对台湾之回归祖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丘逢甲内渡之后，定居祖籍镇平，往来潮、汕、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诗歌救不了台湾，丘逢甲也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共同的道路——与康有为、梁启超协作，兴办教育，倡导新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后逐渐倾向革命，利用公开身份掩护同盟会员搞起义之类的反清活动。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有生之年，始终不忘恢复台湾，只所以投身新政和转向革命，也是因为只有国强，才有台湾回归的可能吧。

一个人遭遇一个那样的时代，身世随大潮浮沉，也在努力抗争。

回顾保台，对丘逢甲来说，至少“爱国诗人”的评价相当恰当。

虽然有人很不以为然，感觉他说得多，做得少，终于内渡。多方查阅很多资料，自新竹一战之前，至他离开台湾之后，对他这一段的记录多数是了了数句。个中缘由，不用想，那是因为只有他的弟子和部下还在一直战斗，而他却悄然离开了。

所以我在前边说过，丘逢甲从台北一退，便失去了光照史册的机会。

但台湾有逢甲大学，有逢甲路，以纪念这位抗日义士。也许和同盟会的关系，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后来的国民党内一定也有相当的地位。有这渊源，是“胎毒”们奈何不了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拿丘逢甲推动的台湾民主国为自己立论的也是“胎毒”分子，埋汰丘逢甲“逃离”的始作俑者和最出力的大致也是“胎毒”那帮人。把丘逢甲划入“满清割弃台湾”一流，再置换成“中国割弃台湾”一流，用心何其阴鸷。如果丘逢甲死于保台，估计就是“胎毒”用来打旗号的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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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台南的艰难支撑

困难，越来越大。

台南，黑旗军难以为继。

能战之兵不足十营，军械粮饷俱缺。“局储军械，惟云者士得枪二千数百支、毛瑟枪数十支、林明敦枪数百支，余土枪土药半遭湿蒸，不堪用。”[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

这些内情日本方面也掌握得很清楚，详细到“刘永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仅用功牌送功名，以系将士之心而已。”已经到了靠“给军功章、许功名”维系军心的地步。

因为还有一些汉奸被收买，包括黑旗军中接触核心军情的要害人员，如李维义营中就有一名叫高慧的文书向日本人告密：“刘永福缺乏军饷，是其败之一端”；“兵力不足，是其败之二端”。[《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6）]

台湾内外交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

战前唐景崧迭次上奏，请求拨款，朝廷指示由南洋暂行拨给五十万两。有记载“藩库尚存六十余万两。然自军兴以来，糈饷浩大，旋奉部拨五十万两。南洋大臣张之洞奏请续拨百万两，划交驻沪援台转运局，以资接济。”[《台湾通史》]但实际上，后来这一百万两多数是无法运过台海了。

而且，有管钱管物所谓有实权的官员丧尽天良，趁火打劫（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这么干，甚至省署府库失火的疑案，就是这些人所为），内逃前竟席卷藩库，回来后继续瞒报朝廷，从中贪墨，发国难财。朝廷查出的，如候补同知、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候补同知机器局苏绍良“朋比为奸，乘台北失守私盗公款”案，将其“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虽弹章所举“任如芬得银三十万两，苏绍良得银二十万两”等数字上未能证实，也未记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