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没这么多（否则就不是革职处分了），但边宝泉所奏“查明贪劣局员罔利营私，声名甚劣”，还是说明有这些劣迹的。[据《清实录》]

可见台湾抗日军民实际并没有全数获得这些资费。开战后，饷需“犹恐不足用，林维源首捐壹百万两，息借民间公款二十万两，而富商巨室倾资助军者，为数亦多。”[《台湾通史》]依靠发动官绅捐款，出钱出力，才算勉强支持。

一旦开战，耗费巨大，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台湾省本来就不发达，加上还算得上财富之区的台北丧失，连同藩库、军械局、兵工厂尽落敌手，台中、台南贫困，根本无法养战。况且，本来台湾饷械就须仰赖于沿海官民的支援。可现在孤军孤城，各种物资消耗无力补充。

先期，在一片保台的呼声中，沿海督抚如张之洞、谭仲麟、边宝泉等相继函嘱刘水福坚守，答应源源接济饷械。

但后来，刘永福连电告急，并屡次派人，包括他的幕僚罗绮章，还有易顺鼎道台都看不下去了，主动出来，冒险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求援，却没有任何成效。

读到刘永福发给各地的求援告急电报，“台北义勇甚得力，台南饷械极支绌。”“……饷械奇绌，恩赏多少，祈速接济。”“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一封比一封焦急，看得出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让人喘不过气来。“恩赏”“多少”，出现这些用词，入眼极为刺目。

后来的电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痛哭求告的地步，“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读来，让但怀忠直之心的人有如箭穿心之感。

可怜这一切，考虑的只为中国大局安危。大清朝满朝那么多“忠臣”，竟不如一个当初的“乱军首领”，刘永福再次背负“抗旨不遵”的恶名，在形势最危急之时，仍不忘“福所以死守台南，为大局，非为私也”，“我建孤忠所在，诸公必有以图之”，寄希望于坚持下去，为大局形势能有转机争取时间。

那么多内渡的台湾官员，也还不如一个为大清服务的外国“公务员”税务司麦嘉林，尽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