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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溪，台南城北三十四里。

溪之南岸有一条高丈余的长堤，北岸为沙地，甚不便步行，刘永福只能利用这一点稍可依托的地势，进行最后的抗御。

总兵柏正材率所部驻守曾文溪，一并指挥王德标的七星队，以及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

徐骧奉刘永福之命，到卑南招募了700义民，编成先锋营，也赶赴曾文溪。

统共算来，守军总兵力约四千多人。但守军投入的几乎是全部兵力，而且凭这些军民，无法与优势之敌相拒。最后的决战到来，这也将是许多忠勇之士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徐骧(1858—1895年)，字云贤，台湾苗栗头份人，后移居台南屏东。祖籍广东。史记他“年十八举秀才，文武兼能，居身清廉。”一直担任塾师，执教于头份。

徐骧关心国事，眼光深远。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之初，徐骧即为台湾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他深知日本觊觎台湾已久，“被之馋涎滴滴向吾台落者，已非一日矣”。所以，“今日事端已启，燎原难遏，势必出于战；战则吾国必败，败则必割地以求和，求和则必首以吾台为馈赠品。”

朝廷果然将台湾割与日本，徐骧义愤填膺，爱国之心爆发，决心“愿吾血随吾台俱尽，吾头与吾台俱碎。”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人自为战，家自为守”[《甲午战争史》]，组成义军一营，带之奔赴前敌。从此从台北新竹到台南，转战各地，几乎每战必与，出生入死，艰苦备尝。仗打败了，整军再战，人打光了，回头招人再上，不屈不挠，意不稍衰。

徐骧甘愿抛去身家，每战必身先土卒，一到曾文溪，曾对人说“此地不守，台湾亡矣！吾不愿生还中原也！”[《甲午战争史》引自洪弃父《台湾战纪》]显露了与敌决死一战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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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凌晨3时，伏见贞爱率混成第四旅团从茅港尾出发，向曾文溪前进。

根据侦察骑兵的报告，曾文溪的正面防守非常严密：“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沿岸有完备的掩体和炮兵阵地，设有加特林炮。四千名黑旗军携带着毛瑟抢。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于各处设置陷阱，并且还在涉渡点水下敷设水雷。敌军之精兵尽集于此。”

伏见知道从正面进攻，必定会招致重大的伤亡，于是依仗自己兵力多的优势，而抗日军阵地局促的弱势，耍出一招：正面牵制，迂回包围。

先以步兵两个中队携带火炮四门，自大道前进，佯攻黑旗军的正面阵地。

趁守军无暇他顾，伏见亲自带领七个中队，携带两门大炮，从曾文溪上游涉渡，绕攻右翼。日军过溪后，乘着朝雾，天未亮便逼近了黑旗军右翼。

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猛放大炮，掩护步兵齐攻。

黑旗军和义军两面受敌，分兵与敌拼战，冒着炮火拼命射击，被敌人突入，则勇敢与敌白刃相接。

徐骧冲锋在前，率先锋营跃起向敌反击，一颗炮弹飞来，徐骧不幸被击中头部，临终仍大啦“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台湾通志》]死后怒目而视敌方，似激励部下继续杀敌。

烈士虽去，但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而且成为台湾抗战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时人曾评之曰：“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甲午战争史》]

黑旗军再次表现出英勇本色，在炮火弹雨中顽强抗击，抵死不退，拼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包括曾文溪阻击战的总指挥、总兵柏正材，也在战斗中阵亡，老将王德标下落不明，从此再无音讯，估计难得生还。

而义军林义成和简精华则突围而出。后来，林义成回到凤山，继续领导义军抗日，简精华则投奔云林大坪顶，与柯铁联合抗日。

曾文溪之战，为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力量已经耗尽，从此再也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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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时，日军南北合围基本达到，马上就能会攻台南府城。

全台陷落，仅在旦夕之间。

苦苦支撑到当前，说实话，刘永福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经无力抵御。

英雄末路，总是令人同情，相比早早弃台而去的人，刘永福已经做了很多，当不负台湾，不负后人。

似乎不应该有其它纠葛，可是，读史到这，我仍然不可避免地赫然发现一个分岔：

——乞降。

对，有人说，刘永福乞降。

无耻地乞降。而且，似乎保台以来的功绩，艰苦努力，全都黯然无光。

这一切，其实缘于一封劝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