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止于新竹，苦于不断被袭击，桦山资纪知道刘永福坐镇台南，是全台抗日军的支柱，为摆脱困境、早日拿下台湾，在向国内请求支援之前，先想出了劝降一招。所以，早在6月25日，桦山便写下一封“劝降书”。

信中，桦山先以中日定约交割台湾、刘永福违背圣旨相责，并替刘永福分析形势，“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劝刘永福“速戢干戈”，保证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

但战火连天混乱不堪，直到8月23日，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的这天，这封信才通过英国军舰转送至台南。

桦山所言形势并非虚言，此时形势的发展也已经相当不利，但刘永福不为所动，于25日复书桦山，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奉令守卫台湾，将在外有所不受”，“当与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甲午战争史》引《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

信中义正词严，一一揭露桦山所谓实施“善政”的谎言，最后反警告桦山“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很有气势，充满可贵的民族气节，根本没有读出任何屈服之意。

另外以行动回答日本人的，是指示吴彭年“兵来御之，死守无恐！”是几乎派出了黑旗军最后的精锐前去增援。

但是，总有后人捕风捉影，竟然就称之为乞降了。

一个英雄，又成了“惜富贵、恋妻儿”的孬种。

痛哉，当时总有些人，不去讨伐那些闻风退回的官员，坐看别人牺牲，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起而围攻。这种遭遇，与北洋何异？

以及后世之有些人，又如何呢？

有人最多不过是从道德上自以为很高，即使看待诸多原因之下力竭而退的英雄，也如同道学家责怪“寡妇改嫁，不能从一而终”的层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