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日本人自己也予以承认，“第一次中日战争（注：即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安的封建办法”。[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

这还没有提，日本人一直努力实施的“奴化”和“日化”教育。

实际上，这种研究结论，还在遮掩着一个事实：第二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创意，仍然无法消除起义的火种。不时燃起的大火，迫使日本至少两次从国内调集正规军师团，前来镇压。

到第三任总督、“疯子”乃木希典都有些灰心丧气，竟然建议干脆以一个和适的价格把台湾倒手卖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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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苦难，印记在中国身上的耻辱。

但有这些抗争者在，足以为后世引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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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风云

甲午战败，李鸿章不再辩解，而是承担着该承担的责任。

传说，有人告诉李鸿章，“大家指摘甲午战争是三人挑起的，上有李鸿章，下有袁世凯”。李鸿章问：“中间呢？”说，“是盛宣怀”。李鸿章听罢大笑，“嗯，因为他在中间，提供了不少日本人将要发动战争的信息。”

王伯恭也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引发甲午战争），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蜷庐随笔》]

但不管怎样，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