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争论的，是刘永福的一封回信。所依据的，也是这封信——的只言片语。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实际便已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进退失据之下，10月10日，即日本第四混成旅团登陆布袋嘴的当天，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准备接受谈和，并托英国军舰皮克号向日军转交。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让道德家们得到了证据。

信没有到达桦山手中，而是于11日转送给了南进军司令高岛鞆之助。

信中说：“现在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但提出要“先立条约两端”：一、要求日军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须当宽刑省法”；二、对其本人“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就抓住了一个“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便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

但就是不愿看那两条要求，实际上，这是有先决条件的讲和。

连日军南进军司令高岛都不认为这是乞和，而感觉这是对等国家间将领的协商。

所以，高岛当即代表桦山复书拒绝刘永福之请，指责“汝似欲具条件乞和……今大军逼在咫尺，命庄旦夕，仍靦然乞和，且具条件，拟一如对答国将领相接议事之式，此本职所最不解者也。”

在日本人眼中，台湾早已割让给日本，即“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版图”，台湾抗战，已非两国交战，刘永福没有这样的资格。况今非昔比，胜券在握的日本人收起当初的所谓“好意”，根本不会同意什么平等讲和还是乞和了，尤其是对无视日本人“好意”的刘永福，还“窃据南部台湾之地，以至今日。况嗾使当地匪类，悍然抗我王师，久致本岛于扰乱者，汝实其魁也”，更是不能容忍。

连刘永福来往所用“大清国钦差帮办台湾防务记名提督军门闽粤南澳总镇府……”这一称呼，都表示不能容忍。

所以，高岛踞傲轻蔑地要求“汝若悔前非，欲诚意乞降，唯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而已。”

刘永福接书之后恼了，14日再写一信给高岛，反问：前看桦山“既肯商议和好，今忽附言投降，将何以明信于天下耶？”——这说明，是日本人刚刚变卦，要求刘永福投降——进而指明“双方攻战，其胜败之数不可预期，徒害生灵面已。本帮办为爱恤人民起见，始有此和议耳。”最后，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特别警告说：“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从这些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此刻刘永福要的是有条件的和，而日方则要的是无条件的降。难怪日军不答应，双方也从言语温和到厉声相向。也正因如此，双方根本谈不拢。

而且，刘永福确实有过“进山打游击”的考虑的，也已经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意见有二：一是出城作战，二是进山坚持。最后议定还是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

对于刘永福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绝大多数人表示了理解。但在一部分人眼里，怎么就成了乞降了呢？

袖手旁观、坐而论道、让别人顶上去，这种事从来不断绝。“精致的利己者”向有根源，有知识无良知的野蛮人也始终代代相传。如果，一旦有难，还能指望这些人上阵扶危救困吗？

我只能说，这类人对中国历史发展唯一的贡献，就是不断让历史表现出病态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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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英雄的毕竟是少数人，是时代的精华。人人都考100分，多数是出的题不够难。

所以英雄难做，做英雄难。自古英雄多凄凉，这是事实。

在刘永福做出进山决定的第二天，消息传来：台南府北部最后一道屏障曾文溪失守！这肯定是促使刘永福改变主意的重要原因。

最后时刻，如同“德高者”所百年来“痛惜不已”的，是刘永福“意志不坚决”，放弃了进山的选择，而决定冒死内渡。

侥幸躲过日军的严密封锁搜捕，回到大陆以后，刘永福却躲不过皇家的追究，问罪处罚。“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癸丑（1896年1月1日），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开缺回籍。以前福建台湾镇总兵万国本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清实录》]刘永福被免去总兵职务，打发回家了。接替他的，正是战前从台湾逃回的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大清皇家办事，让人何其无语。

还好，要是日本人索要的话，大清为了“中日友好的大局”，会不会将刘永福引渡给日本人？

直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