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

“‘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

“我直瞪瞪地瞅着她。‘跟我一块儿？离开你的家？你的家庭？你所喜爱的一切？’

“‘我恨我的家庭。’

“我完全被弄糊涂了。‘你可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

“这话是对的。‘我不想带你离开这里，’我有气没力地说。

“‘我恨这个地方，’她答道，‘我恨这里的一切。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你并不恨它。’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她重复了一遍。

“她站在房间的另一头，几张黄色的椅子和五年多的时间把她跟我隔开了。一股怀有敌意和含有苦味的浪潮，一股脑地向我脸上打过来。在我逃亡的时候，我的行动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流亡生活的危险和动荡，我怎么能把海伦也牵连进去呢？可我现在却觉得，我那样地逃跑，留她一个人在家，也许深深地伤害了她。

“‘你为什么又回来了，约瑟夫？’她问。

“我本来想说，我是为了她才回来的。可是，这会儿我却不能这么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驱使我回来的乃是一种隐秘的、真正的绝望。我所储存的东西，都已经给用光了。我那毫无掩饰的自卫本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让我经受这令人寒心的孤独。我没有能够建立一种新生活。在我心里，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想这样做，因为我就从来没有真的抛却我的旧生活。我既不能忘掉它，又不能战胜它。坏疽已经侵入，我非得做出抉择不可。我可以让自己烂掉，要不就回去，试着把它治好。

“我一直没有把这一切考虑清楚，即使在现在，我也仅仅明白了一半。不过即使仅仅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丁点儿，也是一种巨大的宽慰。我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来到了这儿。从五年的流亡生活中，我没有带回什么东西，除了我那磨练得敏锐了的感官、生存的渴望，以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