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罪犯的警戒和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我都已经破产了。在边界之间那片无人地带度过的黑夜，为了一点食物和几小时睡眠而挣扎的那种生活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厌烦，鼹鼠似的地下生存——当我站在这儿，站在我家门槛上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已经破产，可是至少我还没有负债。我是自由的。这不是什么回来。那过去几年中的我，在我越过边境的时候已经自杀了。已经死了。另一个我是活着的，而那是一件礼物，无关责任。”施瓦茨向我转过脸来。“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不自觉地重复着这些话，讲得又是矛盾百出的。”

“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我答道，“能够自杀也是一种福气，虽然我们不大欣赏这种做法。它会给你一种意志自由的错觉。说不定我们走自杀绝路的次数要比我们猜想的更多呢。我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就是这句话嘛！”施瓦茨恳切地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那是自杀！那么，我们还可以起死回生。我们可以活上几世，用不着拖着经验的痈疽，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而结果还是要死在它们手里。

当然，我当时没办法向海伦解释清楚，”他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突然之间，我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因为正相反，我觉得解释只会引起混乱。她大概是要我说，我回来是为了她的缘故。可是，用我新的眼光看来，我知道那将是我的毁灭。过去将会在我们的头顶上崩坍下来，连同它所有的谴责，它所有的罪孽，还有失去的机会和受损的爱情，而我们将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出路。现在看来，这种精神自杀差不多充满了欢乐，如果这种精神自杀的念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是完整的。它不仅必须包括流亡的年代，而且还必须包括流亡以前的岁月。要不，比第一个历时更久的另一个坏疽将会侵蚀进来。海伦站在那儿，她是一个敌人，她爱我，而且清楚地知道我的弱点，她正准备利用这两点来向我进攻，而我却毫无制胜的机会。本该带来获取自由的希望的那种自杀，将会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的道德上的痛苦——死亡之后，将不再是复活，而是彻底的毁灭。跟妇人家过多解释是一种错误。该做的事是行动。

“我走近海伦。摸着她肩膀的时候，我觉着她在发抖。‘你为什么要回来？’她又问道。

“‘我倒忘了，’我说，‘我很饿，海伦。我一整天都还没有吃过东西呢。’

“在她旁边一张上了漆的小意大利式桌子上，放着一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男人照片，这个男人我不认识。‘这个东西，难道我们需要吗？’我问。

“‘不。’她惊讶地说。她拿起照片，把它塞进桌子的抽屉里。”

施瓦茨瞅着我，微微一笑。“她没有把它扔掉，”他说，“她没有把它撕碎。她把它放进了抽屉里。她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那时把它拿出来，重新放在桌子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是她那种谨慎小心、深思熟虑的姿态却叫我开心。五年以前，这一点我是不会理解的。我一定会当众大吵一场。现在，可能出现沉闷气氛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政治上的大话我们能够容忍，可是恋爱中的大话我们却容忍不了。真是倒霉，若能掉过一个头就好了。海伦那种纯粹理性的姿态不是没有爱情，那是一种添上了女性洞察力的爱情。我已经使她失望过一次，她为什么一定要马上信任我呢？从我这方面来说，在法国的日子也让我学会了很多。我没有问她什么话。我能问些什么呢？又有什么权利问呢？我笑了起来。她吃了一惊。随后，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也笑起来了。‘告诉我，’我说，‘你跟我离婚了没有？’

“她摇摇头。‘没有。我拒绝了。不过那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要让我家里的人不好受。’”

5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多少时候，”施瓦茨说，“我累极了，可是我不时地醒过来。黑夜挤进我们睡的那个小小的房间。我以为我听到了响声。我本来睡着了一半，梦见自己在奔跑，有人在追我。我惊慌地跳起来了。

“海伦只醒来过一次。‘你睡不着吗？’她在黑暗里问。

“‘不。我也没有指望会睡着。’

“她开亮了灯。黑影在窗子上跳动。‘指望太多也没有用，’我说，‘我没法控制我的睡梦。家里还存着酒吗？’

“‘多的是。那也是靠我的家庭关系能够搞到手的东西。你打什么时候开始喝起酒来了？’

“‘从我住在法国的那时起。’

“‘挺好的，’她说，‘你懂酒吗？’

“‘懂得不多。我最熟悉的是那种价钱便宜、颜色红红的东西。’

“‘海伦走到厨房里，拿回来两个酒瓶和一个开瓶器。‘咱们光荣的元首把酿酒的条例给改了，’她说，‘本来一直有条法规，禁止在天然的酒里加糖。可眼下啊，甚至允许酿酒工人中断发酵。’

“她从我的脸色神态里，看出我对这些事并不在行。‘在歉收的年份里他们这样干，让酸酒变得甜些，’她笑着解释道，‘这是优秀人种策划出来的一个骗局，为了想帮助出口贸易，捞进硬通货。’

“她把两个酒瓶和那个开瓶器递给了我。我打开了那瓶摩泽尔葡萄酒。海伦拿来两个瘦细的酒杯。‘你皮肤怎么会弄得这样黑？’我问。

“‘三月份我在山里。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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