瞅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装得比你实际上愚钝。你们不过是一群猪罢了。你们村子里难道就连一个女人也没有了吗？你们干吗非得在这儿荡来荡去的？’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是要跟关在这儿营里的一位女士讲几句话。’

“‘原来你不过想做这样一件事！为什么说一位？为什么不是两位？或者全体？’

“‘你听我讲！’我说。‘我妻子关在这儿。我一定要跟她讲几句话。’

“‘你也来这一套？’那个女人笑了起来。她似乎并不生气，只是很累。‘那倒是个新把戏。每个星期，你们这些家伙总会想出一些新的花样儿来。’

“‘我以前从没有来过这儿！’

“‘你很快就学会了嘛。去死吧！’

“‘你就不能听我讲吗？’我用德语说。‘我不过要你告诉营里一位女士，说我来到这儿来了。我是一个德国人。我自己也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在韦内！’

“‘那倒是个好样的，’那女人镇静地说，‘他也会讲德语。该死的阿尔萨斯[56]人！我希望你害梅毒送命。你和你的那些倒霉的朋友们，每天夜里带着你们想出卖的东西在这儿排着队。我愿你们想出卖的东西上生癌。你们难道一点感情也没有吗，你们这些该死的猪？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正在干的是什么勾当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你们已经把我们关起来了。难道那样做还不够吗？不要来和我们纠缠不清了！’说到最后，她尖叫起来了。

“我听到别人在走过来，便从栅栏边跳着往回跑。我在树林里过了一夜。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在树丛里躺下来。灯光已经逐渐暗淡，月亮升到了乡村的上空，这个乡村如同白金一样惨白，而且早已被秋天的寒雾包裹起来了。到了早晨，我回到山脚下，设法把我的衣裳换成了一套技工的工作服。

“我又回到了拘留营。在岗哨那儿，我说我是来检查电线的。

“我的法语经得住考验。他们连问也没问，就让我进去了。谁愿意走进一个拘留营去呢？

“我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营里的街道。一排排营房好像是一只只很大的板条箱，用帷幕分隔着。两层，中间有一条走廊，两边都张着帷幕。有很多帷幕都撩开着，你可以望到里面，看得见这些鸽笼式的小间是怎么样陈设的。大多数都只放几件最简陋的必需品，可是有几个住在里头的人却把它们染上一些可悲的个人色彩，放一块布啊，一幅照片啊，或是一两张明信片啊。我从半暗的一排排营房中间慢慢地走过去。女人们搁下了手里的活，瞅着我。‘有消息吗？’她们当中有一个人问我。

“‘有啊——是带给一个名叫海伦的人的。海伦·鲍曼。’那个女人思量着。

“另一个女人走过来了。‘是不是那个在商店里工作的纳粹婊子？那个跟医生打情骂俏的女人？’

“‘她不是纳粹党人。’我说。

“‘在商店里工作的那个也不是，’那第一个女人说，‘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海伦。’

“‘这里有纳粹党人吗？’我问。

“‘当然有。统统都混在一起了。眼下德国人在哪里？’

“‘我一个也没看见。’

“‘有个什么军事委员会听说要开到这里来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的消息？’

“‘没有。’

“‘他们来，据说是为了要把纳粹党人撵出去。可是我又听说，盖世太保也要来了。你知道任何有关的情况吗？’

“‘不知道。’

“‘他们说，德国人不会来非占领区找麻烦。’

“‘这话听起来倒正像是他们说的。’

“‘你难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过吗？’

“‘只是些谣言。’

“‘要告诉海伦·鲍曼的消息，是谁叫带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是她的丈夫。他自由了。’

“那第二个女人笑了起来。‘他会碰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咧。’

“‘我能到商店里去吗？’我问。

“‘为什么不能啊？你是法国人嘛，是不是？’

“‘阿尔萨斯人。’

“‘你害怕吗？’那第二个女人问。‘为什么？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隐瞒的吗？’

“‘眼下这种时势，哪一个没有这种事啊？’

“‘这句话你不妨再说一遍。’那第一个女人说。第二个女人没有再吱声。她瞪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间谍似的。她发出一股香气——山谷里的百合花。

“‘谢谢你，’我说，‘商店在哪儿？’

“那第一个女人告诉我怎么走。我从一排排营房的半暗中间穿过去，好像受着夹击的刑罚。一张张脸，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出现在两边。我觉得自己似乎闯进了亚马孙女战士的聚居地。随后我又走到了路上，四周是阳光和一股叫人厌烦的禁锢的味道，这股味道如同一层灰色的釉彩，涂在每一所拘留营的外头。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惘然无知了。对于海伦的是否忠贞，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也是无关紧要的。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唯一重要的是要活着。即使在韦内的时候，我曾闪现过这样一个想法，那也只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我自己虚构出来、随后把它抹掉、随后又把它捡拾起来的念头。

“可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她的伙伴中间。头天晚上，我在栅栏旁边看见过她们，眼下我又看见了她们，这些挨饿的女人，她们已经单身独处了好几个月了。尽管被监禁，她们终归是女人，说实话，这样一监禁，反而使她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女人了。她们什么也不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