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之长，力求知己知彼，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这种意见集中体现在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信中。他说，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又怎样个批判法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作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

蔡铁根建议：“中央应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所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

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他的信带有一种情绪，言辞相当偏激。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持这样的意见者明显是处于少数。邓小平将信转给军委，彭德怀于11月30日批示转发军委、各总部和国防部首长传阅，自己没有表态。这说明他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是把它作为反面典型对待的。[5]

对于苏军的条令和经验，彭德怀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提倡学习苏军是不遗余力的，他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遭到了军内政治部门的强烈反对。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1952年12月24日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不这样，就不足以改变我军的某种落后状态，就不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把握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话他从1952年到1956年期间讲过多次。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炮兵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配置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6]。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符合他的真实思想的。

二、国防部报告和反“教条主义”扩大化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大气候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开端。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虽然正面还宣称学习苏联，实质上已经开始转弯。

按照中央部署，军队内部开始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意图就是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的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李夫克和蔡铁根的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本来通过这样的争论，对发展适合我军实际的军事教学和训练是有益处的。但是由于国防部和彭德怀本人的干预，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9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训总院校处处长彭施鲁带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后的情况。在座谈时一些学员和干部谈了学院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情况。令彭施鲁吃惊的是，“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主要是反映学院里民主空气不够，压服较多。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院长刘伯承元帅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他们没有指名道姓，但听得出来是针对当时实际主持工作者陈伯钧同志讲的”。[7]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了学习中的片面性，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