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后来由彭施鲁执笔，把报告内容改写成《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用张宗逊的名义发表在1957年2月9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感到军事学院的问题严重，于是在1957年2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听取了院领导、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他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他“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工作”。[8]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在《讲话》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5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公开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报告》中的第二部分是“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内容比《讲话》更具体化了，指出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