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及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了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9]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并将《报告》在全军范围内公布，说明他把教条主义看得很严重，并且要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同意他的《讲话》，认为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在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学院党委在3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陈伯钧提出三点：①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②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③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10]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他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南京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也对钟表示：“以我为主有办法吗？经验总结又没有，教材翻身不容易，逼着公鸡去生蛋不行呀。”[11]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问题，刘伯承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即使是在1958年7月10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他说：“在建院之初，就按照军委的指示，抓了传统教育、现代作战训练和制度正规化三个环节。”“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他解释说，由于建院初期的教员几乎都是从原国民党旧军人中招募的，由他们来讲授、编写我军战史是困难的。对这个情况，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萧新春曾专门做过统计：1951年非党军事教员190人，占全体教员94.5%；以后逐渐淘汰调整，1957年非党军事教员131人，占全体教员21.3%。这说明军事学院正在逐步培养和加强我军干部的教学科研力量，朝着“以我为主”的方向努力。[12]

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4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13]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绝非短时期能够实现的。

彭德怀一方面积极主张反“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扩大打击面。他在对军事学院《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的批示中强调“不要追究责任”，“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但是在训练总监部还是掀起了追究责任的斗争。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萧克回忆说，张宗逊“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14]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1958年7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的检讨中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虽然张宗逊同志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可是对自己在主持院校训练工作中所犯的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却不作认真的检讨。若当时提出张宗逊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很少有人拥护的”。结果，虽然张宗逊于1957年9月被调离训总，回总参任专职副总长，1958年3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发言要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彭德怀在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说：“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嘛！”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反对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