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主题是反教条主义。彭德怀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改变了原来反教条主义的提法和性质。他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并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发泄不满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22]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像是在漫谈我军的历史，但其中的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了历史的例子，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与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