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定性。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学就是学海、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他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虽然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紧跟毛泽东的，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但在树立毛泽东的权威方面，他远不如林彪会体察毛泽东的内心深处。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尤其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会议发言从批判“教条主义”到翻历史老账，把历史上个人的恩怨和宗派山头的矛盾都抖出来。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正如萧克回忆的：“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23]尽管刘伯承、叶剑英在检讨中一再承担责任，希望保护一批干部，在那种“左”的气氛下，已经没有几个人能保持客观、清醒的态度了。

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这个总结不是彭个人创造的，而是主持会议的军委领导成员多次讨论、修改确定的。这个总结对“教条主义”的定性，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将反“教条主义”说成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至于军委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军委对于几年来的错误路线，是有所察觉的，也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因为对它的本质，对它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及时地采取大张旗鼓、充分地发动群众的方法，把这个斗争坚决地在全军中展开和贯彻下去”。在列举了两条军事路线关于建军方针、原则、作战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分歧后，他用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总结：“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目前，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虽然基本上已被消灭；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次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斗争。”彭德怀以前的讲话从未上纲到这种高度，阶级斗争理论是建国后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这种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对军队建设和正规化进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后果。刘伯承同志被免去了领导职务，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作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彭德怀是有责任的。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有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24]在回顾上述事实后，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逐步确立我军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的提法，往往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实际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过程中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这样叙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有必要的、正确的。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25]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欲速不达，对军队建设是没有益处的。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应用于我军的建设中，是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