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去散布你谋杀的谣言呢？就因为你要弄清一个什么事情吗？那么，你弄清了吗？”

“嗯。”

“好吧，希望你满意了！希望你对你自己做的事情感到满意！”

他把一张报纸递到她眼前。

她缓缓地翻开报纸。头条标题写道：“塞尔斯谋杀案取得意外进展。”接下来是详细报道：

名为强尼·道斯的年轻男子今晨在位于南缅因大街的家中自杀身亡。女房东玛莎·马利根夫人听见枪声并发现尸体，其后通知了警方。现场发现一封写给警方的信，该男子在信中供认是他于五月三日晚上杀了格兰顿·塞尔斯，圣芭芭拉的百万富翁。原因是不久前塞尔斯令他丢掉了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工作。他请求警方停止对这起案件的调查，因为他不希望将无辜者牵连其中。警方对这一供词感到困惑，参考这位已故百万富翁之姊弗雷德莉卡·塞尔斯小姐在接受警方询问时所做的陈述，只能将其解释为一个怪人的行径。

塞尔斯小姐的陈述如下：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男孩的名字，所以对他的供词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弟弟的死跟‘谋杀’这个词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对于这个男孩的供词，我完全无法做出解释。五月三日晚上，与凯伊·贡达小姐共进晚餐之后，我弟弟格兰顿·塞尔斯自杀了。他给我留了一封信，现在我可以公开信的内容。如今已经没必要保守秘密了。事实上，我弟弟的企业已经败落，唯一可以挽救它的是一个强大的财团，当时，与对方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我弟弟在信中写道，他已经厌倦了生命，不想再继续挣扎了；而且他爱的唯一一个女人，可以鼓舞他活下去的那个女人，那天晚上又一次拒绝了他的求婚。我意识到，我弟弟的自杀会令谈判终止，从而使他的公司陷入绝望的境地。因此，我决定暂时保守秘密，不对外公开他死亡的方式。那天晚上，我去拜访了贡达小姐，向她解释了当时的形势，并请求她不要透露真相，因为只有她能够猜到我弟弟是在什么情况下突然死亡的。她宽宏大量地同意了。今天早上，与那个财团的协议已经达成，所以如今我可以说出真相了。我必须多说一句，谣言传说是贡达小姐‘谋杀’了我弟弟，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同样，那个陌生男孩的自杀和供词也令我目瞪口呆。”

“怎么样？”

“你先回家好吗，米克？我特别累。”

“你是个杀人犯，凯伊·贡达！你杀了那个男孩儿！”

“不，米克，不是我自己杀的。”

“你怎么能就那样站在那儿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做了什么？”

凯伊·贡达的目光穿过敞开的房门，看着太阳落到棕色的群山后面，看着城市的光在曲折黑暗的公路上闪烁。

“那是我做过的最仁慈的事。”凯伊·贡达说。

理想：剧本 序言

《理想》写作于一九三四年，当时安·兰德正对社会感到愤愤不平。《我们活着的人》[1]遭遇了出版商的一连串拒绝，他们认为这个作品“太难懂”而且过于明显地与苏联对立（当时正值美国的红色十年[2]）；《一月十六日夜》还没有找到出品人；同时，兰德女士微薄的积蓄也濒临枯竭。这个故事在一开始写作时本是一篇中篇小说，不过后来的一两年中，安·兰德大刀阔斧地将其改为了一出舞台剧。这部舞台剧并未能够上演。

尽管她的第一部小说是围绕政治主题而作，但安·兰德在这部作品中回归了她早期的主题——价值观在人生活中的作用。作品的切入点依旧是负面的，然而它不再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发展；总体来说，它是严肃的、悲剧化的。安·兰德讨论的是人类的道德缺失，人类对于他们所信奉的理想的背叛。故事的主题就是探讨将生命与理想隔离的罪恶。

兰德女士的一位友人——一位思想保守的中年女士，有一次曾经向兰德提到她崇拜的一位著名女演员，她说她哪怕牺牲一切都想要见她一面。兰德女士怀疑这位女士的情感是否真实，所以就引出了这样的戏剧情节：一位因美貌而被众多男人奉为最高理想的著名女演员，进入了她的崇拜者的生活。她告诉他们她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到此为止，她的崇拜者们依然持有对她的尊崇——在口头上的尊崇，他们并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成了一个现实，他们要么与她为伍，要么与她为敌。

“你的梦想是什么？”凯伊·贡达，剧中的女演员，在剧中的场景里问道。

“不知道。”她的崇拜者回答，“有梦想又能怎么样呢？”

“那么活着又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不能怎么样。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没有梦想。”

“不对，因为人们只有梦想。”

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兰德女士对这个观点做了解释：

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驰，或者说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常常二者皆是。

那些“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