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以所谓“声誉”为名（例如故事中的那位小商人）或者是以所谓服务大众为名（那位共产主义者）或者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名（那位福音派修士）或者是以一时的快感为名（那位花花公子）——甚至他们会宣称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就不用为之奋斗（那位画家）。《理想》成功地捕捉了上述的诸多类型，并且表现出了它们的共性。这样看来，《理想》是一部思想杰作，它以哲学的观点，揭穿了伪善，列举出各类导致理想灭亡的看法和态度——这些看法和态度会使得理想和生活分道扬镳。

（然而，列举的过程并不是在情节中展现出来的。在剧作的主体部分，情节不再发展，各个场景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它们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插画，堪称精致巧妙，但是在舞台上，我个人认为，还稍微缺乏一些动态。）

德怀特·朗格力，故事中的画家，是这部作品想要鞭笞的典型。他是柏拉图主义的代言人，他主张美永远是世界的彼岸，完美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正因为他否认理想的现实性，尽管理想就真真切切地伫立在他面前，但他在逻辑上依然无法相信任何理想。因此，尽管他是那样熟悉凯伊·贡达每个角度的侧脸，他（就站在他以凯伊·贡达为主角的画作中间）还是没有认出现实中的凯伊·贡达。这一切使得他背叛了她。他的视而不见很好地总结了全剧的主题，并且成了第一幕的终结。

那段时间里，兰德女士在日记中不断指出，宗教是人道德缺失的主谋。所有的人物中，最不可救药的便是希克斯，他也恰是引起凯伊·贡达鄙夷和盛怒的对象。福音派修士希克斯认为在凡世的受苦是为了上天堂后的幸福。在精心筹划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并非他的罪恶，而是他的信仰，以及信仰中的道德观，导致了他背叛凯伊·贡达，并鼓动凯伊·贡达为最低等的生物做出牺牲。他的背叛实质上与他的本性无关。宗教把伦理桎梏住，让人们以牺牲为理想，所以无论宗教的意图如何，它确实就是伪善的温床：它教导人认为成就是低贱的（自私的），而给予则是伟大的。而“奉献一切”[3]的意思恰恰就是“背叛一切”。

“没有人，”剧中的人物如是抱怨道，“选择去过我们正深陷其中的黯淡无光的生活，我们是被迫的。”但是，正像剧中所展示的那样，所有人都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当面对他们天天挂在嘴边的理想时，他们却选择了放弃。他们所鼓吹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他们让自己以及别人相信他们追求的是某种更高尚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相比之下，凯伊·贡达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热衷者。她必须追求她的理想，她高高在上的人生观意味着她与丑陋、痛苦、笼罩她周遭的“沉郁的快感”等等不共戴天。于是她需要证明她在这一点上不是被孤立的。毋庸置疑，安·兰德本人与凯伊·贡达有着同样的人生观，也有着类似的孤独——就像凯伊在剧中的呐喊一样：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到我所创造出的荣耀，因为我创造的只是幻象。我要那些幻象成真！我想要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在追逐同样的东西！否则，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愿景不断地眺望、奋斗、燃尽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的灵魂需要燃料，不然它的能量就可能会耗尽。

在情感方面，《理想》无疑与安·兰德的许多作品不同。但是《理想》最独特的一点莫过于它着重地挖掘罪恶和平庸。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凯伊·贡达在人群中的孤立感。这样的感觉无疑是痛苦的，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确乎生存在大批价值观的背叛者中间。正因如此，主人公强尼·道斯便称不上是一个典型的安·兰德式人物。他只是一个被世界驱逐出来的小人物，他的优点便在于他只知道为没落而生活（而且经常为死亡而生活）。如果一个人在苏联有如此感觉的话，那么可能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便不需要形而上学的解释。但是强尼是在美国。

在安·兰德的其他作品中，她本人也给出过关于“崩坏的世界”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个术语是由她自己提出的。例如，《源泉》中的多米尼克·弗兰肯，她在理想方面的孤立于世与凯伊和强尼惊人的相似，但她最终找到了用“本善的世界”[4]来制伏罪恶的办法。“你应该学会，”洛克[5]告诉她，“不惧怕这个世界。在当下，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羁绊；在未来，也不要被它的荆棘伤害。”[6]多米尼克确实学会了，但是凯伊和强尼还没有，至少没有完全学会。所以，我们看到了一部非典型的安·兰德作品：这部作品肯定了多米尼克最初的认识。

毋庸置疑的是，兰德女士当时的个人奋斗——她在思想上和写作上面对一个总是充耳不闻、甚至是充满敌意的文化——与这部剧作的中心思想有着很大的联系。兰德女士说，多米尼克就是“郁郁不乐的我”。《理想》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形容。

尽管《理想》充满抑郁的元素，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崩坏”的故事。这部剧作也有它轻松乃至幽默的一面。比如“无私者”扎克·芬克的插科打诨，埃尔默·甘特里[7]式的爱希·图梅修女以及她的“精神加油站”。另外，故事的结尾尽管表面上不明朗，但是它也并没有被设计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和溃败。强尼的最后一举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