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依依不舍地吻了他，祝他晚安。护士给了他药片。在护士走出去的时候，他在她身后小声嘱咐道：

“拜托……如果你关上灯，能不能隔一会儿来看看我，别忘了我还在这里？”

那个护士笑了。

“当然。我们怎么会忘记拉比歌唱家呢。”

******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没有多久，“大先生”被护士叫醒。护士用海绵给他擦身。时候还早，四周很安静。护士温柔地给他擦着身，刚醒来的他轻轻地哼着，唱歌给护士听。

突然，他的头一歪，他的音乐永远地停止了。

那是个夏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我问他为什么会想成为一个拉比。

他掰了掰手指头。

“第一，我喜欢和人打交道。

“第二，我处事温和。

“第三，我耐心。

“第四，我爱做老师。

“第五，我对于我的信仰很坚定。

“第六，这让我传承历史。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这个职业能让我按我们的传统所教导的那样去活：活得好，做得好，受保佑。”

这些理由里怎么没有上帝。

他微笑了。

“上帝是排在第一之前的那个理由。”

悼词

座位都坐满了。教堂里挤满了人。人们压低了声音互相打招呼，满含着泪水互相拥抱。大家都避免去看讲坛。大多数的追思会上，人们看着前方，但目视前方的时候很少会看到死者生前的座位。他过去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他过去站在那个讲桌后。

“大先生”在那次大中风之后又弥留了几天，留下足够的时间给他的妻子，儿女，孙辈，以及赶来向他道别的人们。我也这样做了，抚摸着他浓密的白发，把我的脸贴着他的脸，向他保证他不会有第二次死亡，他是不会被忘记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在我和他重新联系上的那八年里，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哭了。

但是我的第一次哭泣，他却看不到了。

我回到家，等着电话。我没有马上开始写悼词。我觉得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已经存了好多录音带，笔记，照片和记录便签；我也有他的布道讲稿和报纸剪报；我还有那本阿拉伯语的课本和其中夹着的家庭合影。

等到了那个电话之后，我开始写。我搜集到的那些资料，我一眼都没有看。

******

此刻，我摸了摸放在口袋里，折叠起来的那些打印讲稿。那是他对我提出的最后的要求。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我以为那是一件大约会用两到三周的时间来完成的事情，现在，八年过去了。我快要五十岁了。镜子里的我看起来老了不少。我努力回想八年前这一切开始时的情形。

你能给我作悼词吗？

感觉像是上一辈子的事情。

低声祈祷之后，他的追思会开始了，这是这个教会六十年来第一次阿尔伯特·刘易斯不能主持或参与的活动。几分钟后，几轮祈祷之后，“大先生”生前鼎力提拔的现任拉比，斯蒂芬·林德曼，怀着爱，用优美的词藻赞美了他的前任。他用了一个令人唏嘘的词语：“啊，逝者如斯。”

然后，教堂里安静了下来。轮到我上场了。

我走上盖着地毯的台阶，走过他的灵柩。那里躺着的人，在他的信仰，美丽的信仰的殿堂里让我成长。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我想我可能得停顿一下才能调匀呼吸。

我站在了他过去站过的地方。

我向前靠了靠身子。

下面就是我的发言。

亲爱的拉比：

好吧，你成功了。你终于让我们在一个不是宗教节日的日子里，聚集在了这里。

我想，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但是此刻站在这里，我多么愿意时光倒流。你还是站在台上，我还是坐在台下。这里是属于你的。我们总是企盼你在这里出现，来引领我们，启发我们，唱歌给我们听，出问题考我们，告诉我们犹太律法的知识，告诉我们现在学到了哪一页。

在宇宙天地的构成中，我们在地上，上帝在天上，而你呢，你在中间。在上帝太高远难以接近的时候，我们先来找你。就好像在老板的办公室外先和他的秘书套近乎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去哪里找你呢？

八年之前，在我的一次演讲之后，你找到我，你说你想要我帮个忙。这个忙是这样的：我能在你的追悼会上讲话吗？你的这个要求让我措手不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找我帮这个忙。

但既然你提出了，我知道有两点：第一我不能说不，第二我需要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不单是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更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所以我们开始交往。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里，这里一个小时，那里两个小时。

一周变成了一个月。一个月变成了一年。八年之后的今天，我有时候忍不住会想，这是不是聪明的拉比你故意给我设下的一个圈套，让我不知不觉中上了个成人犹太教育班。在我们的会谈中，你欢笑哭泣；我们争论探讨了大大小小的话题。我还认识到，除了教袍，你会穿黑色的袜子穿凉鞋——那看起来可实在不怎么搭——百慕大短裤，格子衬衫和羽绒背心。我还发现你热衷于收藏信件，文章，蜡笔画，过期的《圣堂闲话》杂志。有些人喜欢收藏汽车和衣服。但对于你来说，最值得收藏的是好的思想。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和你是不同的，我不是为上帝工作的人。你打断我说，“你也是为上帝工作的人。”你还告诉我，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该知道说些什么。

你走了，这一天来了。

这个讲坛感觉像沙漠一样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