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怜，而悲怜往往会变成喜爱。当时我五十六岁，正在回家的路上，又有了另一个孩子。我只觉得筋疲力尽。我发誓，那是我最后一趟乌伊伏之旅。

那孩子睡着了，我把他安置在地板的一条毛毯上。我无精打采地想：又一个小孩。我必须为他取名字，喂他吃饭，帮他穿衣，把他养育成人。

到了檀香山时，我跟飞行员握了手，感谢了他。前一趟载我前往乌伊伏岛时，他还是个副机师，说自己是法国人，从小就在帕皮提市长大，也还住在那里，所以未来如果我还要飞那段航程，也许会再见到他。他说他叫维克多。

飞到加州上空某处时，我心想：那真是个好名字。当时已经很晚了，我搭了好久的飞机，非常疲劳，而对一个没有名字的男孩来说，那名字已经够好了。多年后，我有过这样一个念头：像这样被我认养、随便取名的男孩，怎么会变成一名关键人物？怎么会把我和其他人的人生搞得天翻地覆？

但是在那当下，我绝对不可能预测到。从小小的窗户往外看，只见机身被一片片云朵包围。那个已经取名为维克多的男孩睡在我身边。最后，我也闭上双眼，渐渐睡了过去，一路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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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葛利普萧，海瑟林顿暗示，诺顿的基金其实来自他所说的“神秘非法基金”，出资者是某个想开发新药的政府机构。这个理论听起来神秘，但事实上并非那么一回事。当时是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未满五年，有很多资金用于发展新兴的病毒学，还有早期的生化战研究。斯坦福很可能就是获得奖助、进行类似研究与实验的大学之一，而且他们认为诺顿有资格接受赞助。（凯瑟琳·海瑟林顿著，《真实的小岛》，纽约：万神殿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205—218页）

《爬虫学年刊》那篇论文让诺顿成为动物学界的注目焦点，有一小段时间，他甚至考虑改行当动物学家；后来他发现，唯一让他却步的是他压根就不喜欢爬虫类动物。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对诺顿的报告感到满意；艾丝蜜·达夫就在回忆录里宣称，她跟塔伦特才是欧帕伊伏艾克的真正发现者，功劳该是他们的才对。但即便她能证明这一点，所有科学家也都知道（这个规定公平与否其实是另一回事，但是就这个层面而言，公平与否并不重要），只有将发现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人，才会被冠上发现者的头衔，而非单单在日志或日记里做记录的人。

(3)塔伦特的论文自然引用了诺顿稍早那篇关于欧帕伊伏艾克的研究。

(5)那一年，主流医学界与科学界遭受的猛烈攻击，并非单单针对诺顿那篇革命性论文（后来被称为提出“永生假说”的论文）。该年4月，詹姆斯·华生与弗朗西斯·克里克也在知名期刊《自然》发表了《脱氧核醣核酸的结构》一文，提出脱氧核醣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假说。因为这篇文章，加上诺顿的发现，许多科学史家将1953年称作“奇迹的一年”——讽刺的是，上述三位科学家努力研究、想要否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奇迹。

(6)诺顿一开始做了三个实验，目的是证明老鼠只要吃过一次欧帕伊伏艾克，寿命平均就会比自然寿命长，也就是超过十八个月。到了1953年9月，也就是诺顿交稿、准备发表的时候，A组的老鼠（那二十五只十五个月大的老鼠）有百分之八十一还活着，意思是它们的平均年纪已达到四十六个月，几乎是自然寿命的三倍。就C组而言，活到十五个月大才吃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有百分之七十九到四十一个月大还活着，这意味着它们的寿命增加了一倍半。A、C两个实验的对照组老鼠（也就是被喂食箱龟的那些老鼠）平均寿命为十八个月大，换言之，与老鼠的一般寿命相符。诺顿的第一篇论文并未论及B组的老鼠（从小就被喂食欧帕伊伏艾克的新生小老鼠）。令人惊诧的是，他在写那篇论文时，它们都还活着，寿命已达三十一个月之久。但是因为还无法证明它们是因为吃了龟肉而寿命倍增，诺顿认为要发表这一部分实验结果还言之过早。

(7)进行第一、第二次实验时，诺顿已经用掉欧帕伊伏艾克的左前脚，右后脚则用于第三次实验。事实上，他把剩下的两只龟脚，包括右前脚和左后脚，都寄给了瑟若尼，这样瑟若尼的实验才能尽量照原先实验的规格进行。结果，被瑟若尼拿来做实验的是左后脚。

(9)诺顿指的也许是詹姆斯·华生，1955年的时候，他年仅二十七岁。

(11)没人知道瑟若尼为何决定在老鼠仅仅四十个月时，就发表了论文，而没有等到四十六个月（诺顿的论文发表时，他的实验鼠是四十六个月大）。

(13)欧文·佩利纳著，《鹦鹉螺天空》（旧金山：城市之光出版社，1956年）。

尽管龚布瑞希的理论很有说服力，也十分耸动，却不太可能找到任何证据，因为塔伦特的个人著作从未出现。不过，自从那本书引发争议之后，龚布瑞希还是坚持己见，宣称一位不具名人士把塔伦特第一次前往伊伏伊伏岛期间写的日记给了他。然而，因为他拒绝把那些日记拿去鉴定，也不愿拿出来给同事看，再加上，最有机会拿到那些日记的人应该是艾丝蜜·达夫（她已经在1982年去世，当时龚布瑞希只是研究所学生，不太可能有机会获得引荐认识她）与诺顿自己，不管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