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拉赫曼。”我对雅克丽娜说。

她耸了耸肩。

“我，他并不使我感到害怕……”

她似乎已经和这种人打过交道，觉得他完全没有恶意。

“不管怎么说，他喜欢年轻人……”

我用一种凄伤的声调说了这句话，这声调逗她一笑。夜幕降临，她拽住我的胳膊。我再也不愿意自寻烦恼，不愿意担心将来。我们穿过静谧的外省小巷，走向肯辛顿。一辆出租车从身旁开过，雅克丽娜抬起手臂叫住车。她告诉司机开往奈茨桥附近的意大利酒家。她曾经在散步时记下这个酒家，心想我们有朝一日有钱时，要进这家馆子风光风光。

套间里一片寂静，林达的门缝没有透出一丝光线。我们半开着窗户，街上没有一点声音。正对面，在树荫下，一个红色的电话间里亮着灯，但没有人。

那夜，我们好像觉得已经住在套间里很久了。我把迈克尔·莎宛德拉的电影剧本放在地上，开始读它。题目是《布莱克浦的星期天》，两个主角：一个姑娘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伦敦的郊外闲逛。八月，他们来到蛇曲河的丽都和布莱克浦的海滩。他们出身贫寒，讲话带伦敦的土腔。后来，他们离开英国，来到巴黎，最后来到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可能是马略卡。他们终于过上真正的生活。我一边往下读，一边把情节梗概告诉雅克丽娜。莎宛德拉的愿望正如他在序言里所说的，是要把电影当作一部纪录片，选择不是专业演员的一个小伙子和一位姑娘表演。

我记得他曾经叫我改一改剧本中有关巴黎一节的个别法语错误，我的确发现了几处法语错误和有关圣日耳曼区街名的几个小差错。我越往下读，越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些细节，或修改个别章节。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和他共同创作《布莱克浦的星期天》。

*

随后几天，我没有机会再见到迈克尔·莎宛德拉。我读了《布莱克浦的星期天》，突然心血来潮，也想写一个故事。一天早晨，我醒得很早。我尽量不弄出声音，怕吵醒雅克丽娜，她习惯睡到中午。

我在诺汀希尔街的一家商店买了一沓信纸，然后我趁这夏日的清晨，径直沿着霍兰公园大街走。对，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正是盛夏季节。因此，彼得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是一个站在蛇曲河岸边背光的、粗壮的黑身影，我没有看清他的脸部轮廓，因为太阳和阴影反差明显。至今，还回荡在我耳边的声音：他那哈哈的笑声、跳水的声音、在阳光和炎热的气浪下沙滩上清脆的说话声、林达的声音和迈克尔·莎宛德拉问雅克丽娜的声音：

“你们来伦敦很久了吗？”

我坐在霍兰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对我要写的故事没有一点头绪，仿佛要把句子偶然地凑合在一起，也像发动一架水泵或发动一架咬刹的马达一样。

我越往下写，越感到《布莱克浦的星期天》对我的影响。莎宛德拉的电影剧本成了我的跳板？这倒是无关紧要。冬天的一个晚上，两个主角到达北站，他们平生第一次来到巴黎。他们在这个区走了很久，寻找一家旅社，他们终于在马真塔林荫大道找到一家旅社，值班人同意接纳他们：这是英比旅馆。邻近的一家旅馆，即伦敦—安特卫普旅馆，借口他们是未成年人，拒绝他们居住。

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区，似乎害怕走远了会有危险。在贡比涅街和敦克尔刻街的拐角，有一家咖啡馆，正好在北站的对面。晚上，他们坐在这家咖啡馆里，邻桌坐着一对奇特的男女：夏勒尔夫妇。他们自忖这对夫妇在这里究竟做什么：女的是一位气度优雅的金发女郎，男的是一个讲话柔和的褐发男人。这对夫妇邀请他们去离此不远的马真塔林荫大道的一个套房里，房间光线昏暗，夏勒尔太太给他们倒酒……

我就写到这里，三页半。《布莱克浦的星期天》的两位主角到达巴黎后，又马上住在圣日耳曼—德—普莱街区的路易斯安那旅馆。而我不让他们穿过塞纳河，让他们在北站这个居住区里陷入困境，不知所措。

在电影剧本里不存在夏勒尔夫妇，是我自由发挥的。我急着要写下去，但我还是太嫩太懒，无法集中精力在一个小时以上，每天写的东西也无法超过三页。

*

每天早上，我来到霍兰公园附近写作。我的思绪离开伦敦飞往巴黎北站前，我徜徉在马真塔林荫大道前。今天三十年过去了，我在巴黎，又离开现在一九九四年七月，逃遁到那年的夏天：微风轻轻地抚摸霍兰公园的树叶，树荫和太阳的明暗对比这么强烈，我再也认不出它们的相似点。

我成功地摆脱《布莱克浦的星期天》的影响。不过，我应该感激迈克尔·莎宛德拉在我心里唤起一种灵感。我问林达我能否再碰见他。一天晚上，他、雅克丽娜、林达和我，一起在诺汀希尔街的里约聚会。这个地方牙买加人常去，那天晚上，我们是唯一的白种人。不过，林达对这个咖啡馆十分熟悉。我想，她是在这里得到印度大麻的，烟雾弥漫房间的四壁。

我告诉莎宛德拉：他剧本里一段发生在圣日耳曼—德—普莱的故事我改了几处法语的错误。他忧心忡忡，担心拉赫曼会不会给他钱，要不要先和巴黎的电影制片人取得联系。他们准备启用“年轻人”……

“不过好像拉赫曼也喜欢年轻人。”我提醒他。

随后，我望了雅克丽娜一眼，她朝我笑了笑。林达好像在思索，再三说：

“是真的……他喜欢年轻人。”

一个约莫三十岁的牙买加男子，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