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脸上眉头紧锁。我们到了月桂谷区，我告诉他在哪里拐下大街，从哪里开进我家所在的小巷。他的车费力地爬上山坡，在我房子前面的红杉木台阶前停了下来。

我下了车。“谢谢你送我回家，摩根。要不要进去喝点东西？”

“改日再喝吧。我想你更愿意独自静一静。”

“我已经独自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太长时间了。”

“你得跟一个朋友道别，”他说，“你为他锒铛入狱，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谁说我入狱是为他？”

他微微一笑。“我不能在报上发表出来，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老兄。再见啦。改日再见。”

我关上车门，他掉转车头，往山下开去。车尾灯在拐弯处消失时，我爬上台阶，捡起地上的报纸，开门走进空荡荡的房子。我拧亮所有灯，敞开所有窗户。屋里太闷了。

我煮了些咖啡，一边喝，一边把五张百元大钞从咖啡罐里取了出来。那几张钞票卷得很紧，是从边上竖着塞到咖啡粉里的。我端着杯咖啡走来走去，打开电视又关上，坐下，起来，又坐下。我浏览了堆在台阶上的报纸。一开始伦诺克斯的案子登得极醒目，但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二版新闻了。有一张西尔维亚的照片，但没有伦诺克斯的。报上还登了一张我的快照，我自己都不知道居然还存在这么一张照片。“洛杉矶私人侦探被拘留审讯。”报上刊登了伦诺克斯在恩西诺的府邸的巨幅照片。房子是仿英国式的，有许多尖顶，要把所有的窗户都擦一遍准得花上一百块钱。房子建在一座圆丘上，加上周边的土地有两英亩，这在洛杉矶算是面积很大的地产了。报上还刊登了客宅的照片，那是主建筑的缩小版。客宅被一片树林包围着。两幅照片显然都是从远处拍摄然后再放大修描过的。没登出报上所谓的“死亡现场”的照片。

这些我以前在囚房里都看过了；但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新阅读。除了报道一名富有的漂亮女子被谋杀，什么都没说，新闻界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可见那家的影响力很早就开始起作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一定咬牙切齿，可也白搭。可以理解。要是伦诺克斯在她被杀的当晚就跟在帕萨迪纳的岳父通了电话，那就会有十几个保镖在警察抵达之前捷足先登，到达那栋宅子。

但其中有些事情怎么都说不通——她被杀的惨状。没人能让我相信这是特里干的。

我关了灯，坐在敞开的窗前。窗外树丛里，一只嘲鸫趁着夜幕降临前的时间自得地练习着几个颤音。我脖子发痒，所以刮了胡子，冲了澡，上床平躺着倾听，仿佛我能从黑暗深处听见一个声音，一个平和而耐心的声音，这声音使一切变得清晰。但我没听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没有人会向我解释伦诺克斯的案子。没有解释是必然的。杀人者自己承认了，而且他已经死了。连审讯都不会有。

就像《新闻报》的朗尼·摩根所说的——相当省事。如果是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很好。那就没必要审问他，没必要翻出所有令人不快的细节。如果他没杀她，那也很好。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他不会反驳。

11

早晨，我又刮了一遍胡子，穿戴整齐，和平常一样开车去市中心，把车停在平常停车的位置，要是看车库的知道我是个重要的新闻人物，那他掩饰得倒是不错。我上了楼，穿过走廊，摸出钥匙正要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一个皮肤黝黑的斯文男人望着我。

“马洛吗？”

“有何贵干？”

“别走远，”他说，“有人想见见你。”他离开倚着的墙壁，懒洋洋地走了。

我踏进办公室，捡起地上的信件。书桌上摊着更多来信，是夜间清洁女工放在那里的。我先将窗户打开，再撕开信封，把不想收到的丢掉，事实上没一封是我期待的。我打开另一道门的门铃装置，填满烟斗点上，然后坐下来等人上门求救。

我想到特里·伦诺克斯时，心里并没有多大起伏。他已经隐退到远处去了，灰白头发、疤脸、某种柔弱的魅力，还有那怪异的清高。我既不评判他，也不剖析他，就像我从不问他那一脸疤痕是怎么来的，何以竟会和西尔维亚那样的人结为夫妻。他就像你在客轮上邂逅的某个人，混得很熟，然而实际上你对他一无所知。他走的时候也像那么个人，在码头跟你道别时说“保持联络，老朋友”，而你知道你不会跟他联络，他也不会跟你联络。你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那家伙。就算再见，他也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是休闲列车里的又一个扶轮社(1)会员而已。生意如何？哦，还行还行。你气色不错呀。你气色也很好啊。我胖了好多。咱们彼此彼此。还记得那次坐“法兰考尼亚”（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名字）客轮旅行吗？噢，当然，那次旅行精彩得很哪，是不是？

去他的精彩旅行。你真是无聊透顶。你和那家伙聊了几句，只因为周围再没一个人让你感兴趣。或许这就像我和特里。不，不太一样。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外加三日囚房时光，还没提下颌挨的那一下子，脖子上挨的那一拳，至今咽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没法还他五百大钞。这让我不痛快。总是些小事让人不痛快。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了电话，因为门铃只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的小号候客室。

“是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要跟您说话。请稍候。”

他在电话那端。“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他说，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