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昆丁监狱蹲一至三年班房。他好像不怎么放在心上。显然他在为什么事烦恼。老一套，胯下作祟。要是他在场，而我们又有理由怀疑是谋杀，那他会是一个怀疑对象——不过他更可能使刀子。我之前有个感觉，韦德的死令他相当难过。奥尔兹，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奥尔兹摇摇头。赫南德兹看着我，说：“明天早晨再来一趟，在你的证词上签字，我们可以打印出来。必须在十点之前呈上调查报告，当然是比较粗略的。这样安排，你觉得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马洛？”

“你是否介意换个问法？你这么说好像有什么我喜欢的地方似的。”

“哦，”他有些不耐烦，“你走吧。我要回家了。”

我站起身来。

“当然，我从来没真的相信过甜哥儿告诉我们的那些东西，”他说，“只是拿来当开瓶器用。我希望你别反感。”

“没感觉，警监，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们望着我走出去，没道晚安。我从长长的走廊出来，走到希尔路入口，钻进汽车，开回家去。

的的确确一点感觉也没有，心里空旷得就像星辰之间的空间。到家后，我调了杯烈酒，站在起居室敞开的窗前，听着月桂谷大街上汹涌的车流声，望着山肩上庞大而愤怒的都市夜景，对影独酌。远处，警笛或火警的哀号时高时低，长久而彻底的安静坚决不出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一些人在不断地逃遁，另外一些人在努力地追赶。在包藏万般罪孽的黑夜里，有人正在咽气，成为残废，被飞来的玻璃片割伤，在巨轮之下支离破碎，在方向盘前头破血流。被殴，被劫，被勒死，被强奸，被谋杀。忍饥挨饿，病魔缠身，百无聊赖，孤独绝望，懊悔自责，担惊受怕，怒气冲天，冷酷无情，焦虑不安，哭泣颤抖。一个不比其他城市更糟的城市，一个富裕的、生机勃勃的、充满骄傲的城市，一个迷失的、精疲力竭的、极度空虚的城市。

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位置，你的个人成就。我没成就。我不在乎。

我喝完酒，就上床睡觉了。

39

庭审弄得一团糟。法医生怕大众对他失去兴趣，还没拿到完整的医学证据，就跑到法庭上来了。其实他的担忧实属多余。作家之死——即便这位作家名噪一时——这新闻也不会热多久。那年夏天，有太多新闻同台争艳。某位国王退位，另一位国王遭遇暗杀。一个星期之内，三架大型客机坠毁。某家通讯社的首脑人物在芝加哥自己车里遭遇枪击毙命。二十四名囚犯在一场监狱大火中被烧死。洛杉矶县的法医运气不佳，错过了一生之中的华彩乐章。

我走下证人席时，看见了甜哥儿。他脸上明显挂着歹毒的笑容——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如往常，他穿戴得有点太过考究，可可色华达呢西装，白色尼龙衬衫和深蓝色领结。他在证人席上没多说话，给人印象不错。是的，主人最近经常喝得烂醉；是的，楼上手枪走火那晚他帮着把主人抬上床；是的，最后一天在他——甜哥儿——离开前，主人要他去拿威士忌，不过他拒绝了；不，他一点儿也不懂韦德先生的文学创作，不过他知道主人很消沉，不断地把写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从里面捡出来；不，他从来没听见过韦德先生跟谁发生口角……等等等等。法医想套他的话，但没问出什么东西。有人已经很好地调教过甜哥儿了。

艾琳·韦德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她脸色苍白，声音低沉而清晰，即便通过扩音器，也一点儿没走调。法医加倍温和体贴地对待她，跟她说话时，声音抑制不住似的带着哭腔。她走下证人席时，他起立鞠躬，而她则飞给他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几乎使他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她出去时经过我跟前，几乎没看我一眼，最后一刻，她头稍稍转过来几寸，微微一点，好像我是她很久以前见过但一时又记不起来的人。

庭审结束后，在法庭外面的台阶上，我碰见了奥尔兹，他正望着下面的车流，或者假装望着。

“干得漂亮，”他头也不回地说，“祝贺你。”

“你对付甜哥儿有一手。”

“不是我，伙计。地区检察官认为情色与本案无关。”

“情色指什么？”

他看着我。“哈，哈，哈，”他笑着说道，“我不是指你。”他的表情变得淡漠。“这些年我看得太多了，都腻了。这可是一瓶不同寻常的酒啊，私藏的陈年佳酿，专替上等人准备的。再见，伙计。你什么时候穿上二十块钱一件的衬衫，招呼我一声，我过来为你拎包穿大衣。”

人们绕过我们沿着台阶走上走下。我们只管站在那里。奥尔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瞧了瞧，而后扔在水泥台阶上，用鞋后跟碾得粉碎。

“岂不浪费。”我说。

“一根香烟罢了，老兄，不是一条命。过些日子，也许你会娶了那姑娘，嗯？”

“去你的。”

他阴郁地笑笑。“我总是找对了人，却说错了话，”他酸酸地说，“你不反对吧？”

“不反对，警官。”我说着抬脚往下走。他还在我背后说了些什么，我只管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走进弗劳尔街的一家咸牛肉铺子，这里的东西很合我胃口。门口挂着一块措辞粗鲁的牌子：“只限男人。狗和女人莫入。”里面的服务也一样粗鲁。需要刮脸的侍者把食物朝你面前一丢，不管你愿不愿意，先扣下小费再说。食物很简单，但味道实在好。他们还卖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烈的程度不下于马丁尼。

我回到办公室时，电话铃在响。奥尔兹说：“我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