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了自己的健康——这曾经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美德啊！这种无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通过严酷自律、克服人的劣根性才能获得。而到了我生活的时代，这种诀窍或秘密想必已经丢失了。或许，由于母亲的遭遇对我的负面影响，我并没有去尝试。

至于劳拉，她一点都不无私。她倒是性格敏感，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生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初。我出生后不久，珀西在伊普尔前沿阵地的炮火中阵亡了。七月份，埃迪在索姆牺牲；或者说，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一个大弹坑旁。这两件不幸的事让母亲难以接受，而对祖父的打击更大得多。八月份，祖父得了严重的中风。他说话和记忆都出现了障碍。

母亲非正式地接过了管理工厂的工作。她周旋于祖父（据说他处于病后恢复期）和其他人之间，每天还要与工厂的男秘书和各种各样的工头会面。由于母亲是唯一能听懂祖父说话的人，或者说她自己认为她能，因此她成了他的翻译，也成了唯一有资格握着祖父的手帮他签名的人。谁敢说有时候她不会照自己意志行事呢？

厂里也不是说万事太平。战争开始的时候，有六分之一的工人是女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数量已是三分之二了。剩下的男人都是些老弱病残，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上战场的。这些人对女工的剧增感到不快，于是就发泄对她们的不满，或者开下流的玩笑。反过来，这些女工认为他们是懦夫或懒汉，掩饰不住对他们的藐视。事物的自然顺序——我母亲认为的自然次序——就是把事情反过来做。不过，工人的工资给得很高，而钱给生产加足了油。总的来说，我母亲有能力将厂里的事处理得顺顺当当。

我想象祖父夜晚坐在他的书房里，坐在红木桌后面那张缀满铜钉的绿皮椅里，交叉着两手的手指——一只手有知觉，而另一只手却没有知觉。他在听是否有人来了。门半开着；他看到门外有个影子。他说：“请进。”——他心里想说——可是没人进来，也没人回答。

粗鲁的护士来了。她问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想些什么。他听到一个声音，但不像是人在说话，更像是乌鸦叫。他没有回答。她抓住他的胳膊，轻易地将他从椅子里拉起来，胡乱地把他推到床上。她的白裙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听到一阵干风吹过长满秋草的田野。他听到了冬雪的低语。

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死了吗？他希望他们再活过来，平安归家吗？如果他的希望成为现实，他自己的结局会不会更令人伤心？也许会更令人伤心——事情往往是这样——但这样想并不能给人多少宽慰。

留声机

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收看了电视台的气象频道。地球上别的地方在发洪水：浑浊的泥水滚滚，泡肿的死牛从眼前漂过，挤成一团的幸存者站在屋顶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淹死了。据说，这是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人们必须停止焚烧汽油、石油和原始森林。然而，人们不会罢手。贪婪和饥饿迫使人们照烧不误。

我写到哪儿了？我翻回去一页：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过去人们用如火如荼来形容战争，说不定如今还在继续使用。不过，从这新的、干净的一页开始，我将结束这场战争——我独自用这支黑塑料钢笔一举将它结束。我只要写一下就成：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

好了。战事结束了。枪声沉寂下来。幸存的士兵穿着湿乎乎的衣服，爬出散兵坑和肮脏的洞穴，抬起一张张满是污垢的脸仰望天空。战争的双方都感到输了。在小镇、乡村、大洋的两岸，所有的教堂都响起了钟声。（我还记得当时钟声阵阵。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空中到处都是声音，同时又是空空的，奇怪极了。瑞妮带我到外头去听钟声。她的脸颊流淌着泪水。感谢上帝，她说道。那一天气候寒冷，落叶蒙上了一层白霜，莲花池里也结了薄薄的一层冰。我用棍子把冰捅破了。母亲在哪儿呢？）

父亲在索姆受了伤，但康复后被提升为少尉。他后来在维米桥再次受伤，虽不重，却又被提升为上尉。他在布尔隆林地又受了一次伤，这次比较严重。当他正在英国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战争结束了。

他错过了在哈利法克斯为归国部队举行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及胜利游行等一系列活动，但提康德罗加港为他一个人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欢迎仪式。火车缓缓停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有人伸出手去扶他下车，却迟疑了一下。接着他出现了。他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条腿。他的脸看上去不仅憔悴，而且伤痕累累，但狂热不减。

同亲人告别的痛苦令人心碎，可归来的痛苦却有增无减。一个血肉之躯重新站在你面前是无法符合离别所产生的美好幻影的。时间和距离使心上人的形象变得模糊了。然后，心爱的人突然来到你面前；在正午酷烈的阳光下，那张脸上的伤疤、毛孔、皱纹和胡须无一不清晰可见。

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这样重逢了。他们如何为自己如此大的变化而补偿对方呢？——他们俩都无法符合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们之间怎能没有怨恨呢？有怨恨也只能委屈地默默忍受，因为谁都没有错，也没法去指责谁。战争又不是某个人。比方说，我们总不能去指责一场飓风吧？

他们俩就这样站在月台上。镇上的乐队演奏着乐曲，大多是铜管乐。他身穿军服；胸前的军功章像是衣服上的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