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边一栏里，钱的数目也随之增长。这就像是在剥豆子一般——一边的碗里放着豆子，另一边的碗里放着豆荚。他问我是否听得懂。

我细察他脸上的神情，看他是否是认真的。我常常听到他谴责钮扣厂，把它说成是一个陷阱、一片流沙、一种厄运、一个大包袱，但这些话都是他喝醉酒的时候说的。此时此刻，他相当清醒。他看上去并不像是在解释什么，倒像是在致歉。除了等待我的回答之外，他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他似乎在请求我的原谅，请求我宽恕他所犯的一些罪过。可他对我做了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我感到疑惑不解，同时又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宽恕他。无论他要求或需要我做什么，我都无能为力。这是第一次一个男人期望我做力不能及的事情，但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好的。”我说道。

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星期的某个可怕的早晨，母亲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不过，当时我并不认为奇怪。她说：“你们的父亲在内心深处是爱你们的。”

她通常不会同我们谈感情，尤其是关于爱——她自己的爱或他人的爱，除了上帝的爱。然而，父母应该爱他们的孩子，因此我想必把她说的话当作一种保证：不论父亲表面如何，他同别的父亲是一样的，至少被认为是如此。

现在想来，这话似乎包含着更复杂的意思。它可能是一个警告，也可能是一个负担。即便爱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它上面还有一大堆东西；当你挖掘下去的时候，又会发现什么呢？不会是一件简单的礼物，纯金做的，还闪烁着光芒；相反，它也许是某种古老而又可能有毒的东西，就像枯骨上那锈迹斑斑的铁制护身符。这样的爱是某种护身符，却很沉重；它如同一个重物，把铁链套在我的脖子上，压得我难以前行。

《盲刺客·咖啡馆》

中午开始下起了小雨，一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树木和道路都是雾蒙蒙的。她经过画有一个大咖啡杯的玻璃橱窗；这个画出来的白色咖啡杯有一圈绿边，杯子上方还画着三条曲线代表杯里冒出的热气，样子就像三只钩起的手指在湿玻璃上划下的印迹。门上烫金的咖啡馆字样已经褪色。她推开门，走进去，抖了抖手中的伞。她的伞和毛葛雨衣都是奶油色的。她把雨衣上的兜帽甩到了后面。

正如他说的，他坐在最后一个火车座隔间里，旁边就是通往厨房的双开式弹簧门。四周的墙壁被烟熏黄了，沉闷的隔间一律被漆成单调的褐色，每间都有一个鸡爪形的金属钩子用来挂衣服。隔间里面坐的全是男人。他们身穿旧毯子似的宽松夹克衫，脖子上没有领带；剃着参差不齐的头发；两腿叉开，穿着靴子的双脚平放在地板上。他们的手犹如树桩一般；这样的一双手，既可以救你于危难又可以把你打个半死，而他们不论干哪件都面不改色。他们身上的一切连同他们的眼睛都是迟钝的。屋内什么气味都有——木板的腐味、泼洒的醋味、毛裤的酸味、陈肉的怪味，以及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澡的体味。另外，屋内还弥漫着一种节省、欺骗和忿恨的气氛。她明白，她必须装出一种姿态，好像这屋里什么气味也没有似的。

他举手示意，于是她匆忙向他走去，高跟鞋在木地板上喀喀作响。那些男人都用怀疑和鄙视的目光望着她。她在他对面坐下，如释重负地微微一笑。还好他在。他还在这里。

我的天，他说，你还不如穿貂皮大衣呢。

我做了什么？哪儿不对头？

你的外衣。

这只是一件雨衣。一件普通的雨衣，她迟疑地说道。这又怎么了？

天哪，他说。瞧瞧你自己。再看看你周围。你的衣服太干净了。

我无法让你满意，是吗？她说道。我从来就无法让你满意。

你可以，他说。你知道怎么做才对。但你考虑问题从来就不周到。

你并没有告诉我该穿什么。我以前从没来过这种地方。我总不能穿得像个清洁女工一样跑出门吧——你想过没有？

你可以戴一条围巾什么的，来遮一下你的头发。

我的头发，她绝望地说。那下一个又是什么呢？我的头发又碍着谁了？

你的头发金黄金黄的，太惹眼了。金发女郎就像是小白鼠；小白鼠只能关在笼子里。它们在自然界的生命不长。它们太引人注目了。

你这人不仁慈。

我讨厌仁慈，他说道。我讨厌以仁慈自居的人。那些狂妄自大的施小善者一点点地施舍着他们的仁慈。这些人卑鄙可耻。

我是仁慈的，她勉强地笑着说。不管怎样，我对你是仁慈的。

如果我认为你给的只是些不冷不热、无关痛痒的仁慈，我会离你而去的。我会搭半夜的火车，一走了事。我会去碰碰我的运气。我不是个靠施舍过日子的人。我也不是来找人向我施舍性爱的。

他的情绪变得十分狂躁。她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已经一个星期没与他见面了。或许是因为雨天的缘故吧。

也许我并不是仁慈，她说道。也许是自私。也许我极其自私吧。

我更喜欢你自私，他说。我宁愿你贪婪。他掐灭了烟头，伸手想再拿一支香烟，想了一下又打消了念头。他抽的还是成品烟，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他想必是在有节制地抽烟。她不知道他的钱够不够用，可她又不能问。

我不愿意你像这样坐在我对面，你离我太远了。

我知道，她说。可没别的地方可去。外面太湿了。

我来找个地方。没有雪的地方。

可外面不在下雪呀。

会下的，他说道。北方的冷空气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