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已不具有影响力，因为我已知道男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在我的心中已失去魅力的光环。我对那种老套的做法毫无兴趣——那种缠人的抓捏和摸弄。把你的手拿开，否则我要喊了。只要你打算喊叫，这句话还真管用。他们似乎知道我会的。在那个年代，琼·克劳馥是我喜欢的电影明星。她有一双充满沧桑的眼睛，还有一张令人销魂的嘴。

有时，我去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我参观那些盔甲、动物标本和古代乐器。这还不太过瘾。我会去黛安娜甜食店喝杯苏打水或咖啡；这是百货商店对面的一家上流茶室，大多是女士们光顾，因此我不太会受到闲散男人的骚扰。我还会步行穿过女王公园，脚步快速而又坚实。如果走得太慢，肯定会有一个男人出现。瑞妮曾把某些年轻女人叫做粘蝇纸。她们不得不费劲地摆脱那些苍蝇似的男人。有一次，一个男人在我面前对着我脱裤子。（这怪我自己不好，因为我独自坐在大学校园一个僻静处的长椅上。）他也不像个流浪汉，穿得颇为体面。“对不起，”我对他说，“我没兴趣。”他看起来很失望。很可能他想要我晕倒在地。

按理我想去哪儿都行，而事实上还是有许多无形的障碍。我只能在主要的街道转悠，在比较热闹的地方转悠。即使在这些限制之内，能让我感到轻松自如的地方其实也不太多。我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主要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她们结婚了吗？她们要上哪儿去？她们有工作吗？仅看外表，我无从判断，但看她们的鞋我还是可以判断的。

我感到自己似乎被带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都说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

有时候也会见到一对夫妻，手挽着手——幸福地笑着，温情脉脉。我感觉，他们是一个巨大骗局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始作俑者。我怨恨地望着他们。

有一天——那是个星期四——我见到了亚历克斯·托马斯。他站在马路对面，等着红绿灯的变换。那是在皇后街和扬街的十字路口。他穿得破旧不堪——一件工人的蓝衬衫和一顶破帽子——但那的确是他。他被照得通亮，仿佛有一道光从天而降，照到他身上，让他十分显眼。无疑，街上人人也都在看着他——他们肯定都知道他是谁！现在，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认出他来，他们会大声呼叫，他们会追捕他。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警告他。不过，当时我明白，这个警告应该是对我们两个人的，因为无论他有什么麻烦，我也会立即卷入其中。

我可以不理会。我可以转过身走掉。这是很明智的做法。然而，当时我并不具备这种明智。

我从人行道下来，穿马路朝他走过去。这时候红绿灯又变了；于是我被困在了路当中。汽车纷纷按响喇叭，有人大声喊叫，交通一片混乱。我不知道是该进还是该退。

这时候他转过身来，起先我不敢肯定他是否能看见我。我伸出手，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寻求救援。那一刻，我在心里已经背叛了我的婚姻。

这是一种背叛，还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也许两者都是。我们俩事先谁都没想过：这种事，眨眼之间便发生了。这只是因为我们在黑暗和沉默中反复演练的缘故；在这样的沉默中、这样的黑暗中，我们都无视自己。我们仿佛在跳一曲彼此都熟悉的舞，两个人盲目而又坚定地走向对方。

向阳游乐园

三天后，劳拉按理应该到了。我赶到联邦车站去接她，但她却不在火车上。她也没在阿维隆庄园；我打电话给瑞妮，招来她好一通埋怨。她早知道这种事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因为劳拉就是这种性格。她曾把劳拉送上火车，照吩咐帮她托运了箱子和行李，已经事事小心了。她原本应该一路陪劳拉过来的，瞧，现在出事了吧！一定是白奴贩子把劳拉给拐跑了。

劳拉的行李按时到了，而劳拉本人却似乎消失了。理查德比我预料的还要烦恼得多。他是怕某个不知名的团伙偷偷把劳拉绑架了——目的是要报复他。有可能是那些赤色分子，也有可能是某个肆无忌惮的生意对手；这种变态的人确实存在。他还暗示说，由于他现在同政界的关系日益密切，犯罪分子就和那些不择手段的家伙勾结起来对他施加压力。他认为，接下来我们就该收到勒索信了。

那年八月，他对许多事情都抱有怀疑态度。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在七月份，渥太华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所谓失业者和要求合理工酬的人是受了颠覆分子的怂恿才这么干的。幕后操纵者的目的是推翻政府。

“我敢说，那小子——叫什么来着——也一定参加了。”理查德眯起眼睛望着我说。

“哪个小子啊？”我问道，目光却瞄向窗外。

“听好了，亲爱的。是劳拉的好友。那个小黑皮。就是那个恶棍烧毁了你父亲的工厂。”

“工厂并没有被烧毁，”我回答说，“他们及时扑灭了大火。再说，也没有证据说明是他放的火。”

“他溜了，”理查德说道，“跑得比兔子还快。我看，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段时间以来，理查德一直在和高层人物打交道。他暗示说，渥太华的游行参与者落入了一个幕后精心设计的圈套。游行的领导人被诱骗去渥太华进行所谓的“官方对话”，却统统被困在了里贾纳。按照事先的计划，对话毫无结果，却发生了骚乱：颠覆分子挑起事端，人群失去控制，人们或死或伤。在幕后操纵这一切的就是共产党；什么蹊跷的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