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太太给劳拉端来一杯冰水。可她并没有喝；她坐在沙发的正中间，双膝并拢，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理查德问她：知道她自己给家里带来了多大的不安和混乱吗？不知道。她在乎吗？没有反应。他希望她今后别再干这样的事了。还是没有反应。他现在可以说是她的监护人，他对她负有责任，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履行这种责任，不管为此付出何种代价。无论什么事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因此他希望她明白她对他也负有责任——对我们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循规蹈矩，不做出格的事。她明白吗？

“是的，”劳拉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当然希望如此，”理查德说道，“我当然希望你能明白，年轻的女士。”

年轻的女士这个称呼让我感到紧张。这是一种谴责，似乎年轻是一种过错，身为女士也是一种过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该受到这种谴责了。为了岔开这个话题，我问劳拉：“这些天你都吃什么了？”

“苹果脯，”劳拉说，“还有雪绒圈饼店的炸圈饼。隔天的炸圈饼比较便宜。那里的人真好。我还吃红肠面包。”

“噢，天哪。”我一边说，一边对理查德挤出一个不以为然的微笑。

“在现实生活中，”劳拉说，“别人吃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开始有点明白向阳游乐园对她的吸引力了。劳拉所关心的只是那些别人——那些人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别人，而且永远都是别人。劳拉渴望为这些“别人”服务。她在某种程度上渴望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但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在提康德罗加港施食所做义工的重演而已。

“劳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屋里只剩下我们俩时，我问劳拉。（你是怎么去那儿的？答案很简单：她在伦敦下了火车，然后又上了另一班晚一点的火车来多伦多。幸好她没有跑到别的城市去；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她了。）

“理查德害死了父亲，”她说，“我不能住在他的房子里。住在这里是不对的。”

“这样说不太公平，”我说道，“父亲的死是多种不幸因素造成的。”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感到羞耻：这种口气同理查德如出一辙。

“也许不公平，但这是事实。说穿了，这就是事实，”她说，“不管怎样，我需要一份工作。”

“可这是为什么呀？”

“只是想表明我们——表明我能够工作。我——我们不一定要……”她一边咬着手指，一边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不一定要什么？”

“你知道的，”她说，“所有这一切，”她指了指带褶边的梳妆台，以及配套的镶花窗帘。“我开头想去当修女。我曾去过海洋之星修道院。”

天哪！我暗自叫道，别再谈什么修女了。我想，我们和修女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那她们是怎么说的？”我以一种和蔼而淡然的口气问道。

“不行，”劳拉说，“她们对我非常好，但却拒绝了我的要求。这不单是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她们说，我并不是真正想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而只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罢了。她们说，如果我想效忠上帝的话，我应该在他为我安排的生活中为他效忠。”她停顿了一下。“什么生活？”她说，“我根本就没有生活！”

她放声大哭，我张开胳膊把她搂在怀里。这个动作对她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哄她的。别嚎了。如果我有一块红糖，我就会给她，但我们早已过了红糖的年龄。糖果不再起作用了。

“我们怎样才能离开这里呢？”她呜咽道，“否则就来不及了！”至少她还知道害怕；她比我更有危机感。不过，我只当是她青春期的一个小插曲罢了。“什么来不及了？”我用轻柔的口气问道。我们需要的是深深吸一口气；一次深呼吸，镇定下来，再做盘算。用不着惊慌失措。

我以为我能够对付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我以为我能够像老鼠般生活在老虎的城堡里——低下脑袋，保持沉默，蜷缩在角落里。不，我太自信了。我没有看到危险。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就是老虎。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自己也可能变成一只老虎。我不知道，如果时机得当，劳拉也会变成一只老虎。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变成老虎的。

“乐观一点。”我尽量用抚慰的口气对劳拉说道。我轻轻拍拍她的背。“我去给你拿杯热牛奶。你喝了以后，美美地睡上一觉。明天你感觉就会好多了。”但她还是不停地哭，怎么劝也没有用。

忽必烈行宫

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穿上了“忽必烈行宫”舞会时的服装。我在舞会上是扮演一名阿比西尼亚少女——一位演奏扬琴的淑女。那服装是绿色缎子做的：上身是一件镶着金边的短上衣，领口开得很低，直到腹部；下身是半透明的绿缎子紧身裤。我脖子上的项链、额头上的头箍，都是由许多假金币串成的。一顶小而精致的头巾式女帽上别着一枚新月形的饰针。还有薄薄的面纱。这套服装不知是哪个没有品位的马戏团服装师设计的，还自以为具有东方神韵。

一开始，我还觉得穿这套衣服相当漂亮，可后来我看见了自己下垂的肚子、青筋暴突的肿大关节、起皱的胳膊，才意识到我早已青春不再。

然而，我并不在舞会上。我孤单一人——至少开头似乎是这样——呆在阿维隆庄园废弃的玻璃暖房里。地上的空盆东一个、西一个；还有一些别的盆盆罐罐，里面也只是干硬的泥土和枯死的植物。一尊斯芬克斯石像歪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