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头戴一顶洋红色的大“苦力帽”，游泳大多用狗爬式。她邀请我和劳拉一起去，但我们谢绝了。我们俩的游泳技术都不过关，并且我们也知道河里倒进了什么东西，可能现在还在里面。当威妮弗蕾德不去游泳也不晒日光浴时，她就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她拟初稿，画草图，记下各种缺陷——前厅的墙纸应该换了、楼梯出现了一块块的腐斑之类，或者干脆就躲进自己房间去打个盹。阿维隆庄园似乎耗干了她的精力。世间真有什么东西可以耗干她的精力，那倒是令人欣慰的。

理查德不断地打电话，还都是长途。要么他就到多伦多去待一整天。其余的时间，他则围着“水妖”号转悠，监督工人修船。他说，在我们离开之前让船下水是他的目标。

他让人天天早晨送报上门。“西班牙内战爆发了，”他有一天吃午饭时说道，“不过，已经酝酿很久了。”

“真不是什么好事。”威妮弗蕾德说。

“不关我们的事，”理查德说道，“只要我们不参战，让共产党和纳粹党自相残杀去吧——他们很快就会打起来的。”

劳拉没来吃午饭。她一个人端着杯咖啡去了码头。她常常去那个地方，这令我很不安。她会躺在码头上，一只胳膊垂入水中，歪着头盯着河水出神，好像她有什么东西掉到了水里，正瞅着河底寻找似的。然而，河水太暗了，看不清什么东西。只能偶尔看到一群银白色的小鱼，像扒手的手指倏然掠过。

“不过，”威妮弗蕾德说，“我还是希望他们别打起来。战争讨厌极了。”

“战争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理查德说道，“也许它会激活市场——帮助人们度过目前的经济大萧条。我认识几个指望靠战争发财的家伙。有人就要赚大钱了。”从来没人告诉我理查德的经济状况，但从最近的各种征兆来看，他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有钱。或者说，他已经风光不再了。重建阿维隆庄园的工程搁浅了——或者说推迟了——因为理查德不愿意再掏更多的钱。这是瑞妮说的。

“他们为什么要赚大钱呢？”我问道。答案我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我已养成了问天真问题的习惯，看看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怎么说。他们圆滑的处世哲学还是很吊我的胃口。

“因为世上的事本来就是这样，”威妮弗蕾德不耐烦地回答说，“对了，你的那个老朋友被捕了。”

“哪个老朋友？”我赶紧问道。

“那个叫卡莉斯塔的女人。你父亲心爱的老情人。那个自称画家的女人。”

她说话的腔调令我恼火，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反驳。“我们小时候，她对我们非常好。”我说。

“她当然会那样，不是吗？”

“我喜欢她。”我说道。

“这毫无疑问。几个月前，她拉着我——说死说活要我买她的什么无聊的油画、壁画之类——画上是一帮身穿工作服的丑女人。谁也不会把这种画挂在餐厅里的。”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

“那是‘反赤小分队’在对一个激进分子聚会的大围捕中，把她给抓起来的。她把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她急疯了。她要你接电话。我看不该把你也卷进去，于是理查德就径直进城把她给保出来了。”

“他为什么要保释她呢？”我说，“他几乎不认识她。”

“噢，他就是出于好心，”威妮弗蕾德宽厚地笑道，“尽管他总是说那些人待在监狱里比在外面惹的麻烦更多。对不对，理查德？他们在报纸上拼命叫屈。这要公正，那要公正。可能他是在为首相分忧吧。”

“还有咖啡吗？”理查德说。

这是在暗示威妮弗蕾德别再谈这个话题了，可她还是照说不误。“也可能是他觉得该为你家做这件事。我看你不妨把她当作个传家宝，就像个破罐子从上代人传到下代人的手中。”

“看来我要到码头上去陪劳拉了，”我说道，“今天天气真好。”

我和威妮弗蕾德说话时，理查德一直在埋头看报。然而，听到我这句话他马上抬起头来。“不，”他说，“别去。你太宠她了。别管她，她自己会排解的。”

“排解什么？”我问道。

“那些令她苦恼的事。”理查德说。他扭头朝窗外望望远处的劳拉。此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脑后有一处头发稀疏，棕色的头发已盖不住那片粉红色的头皮。他不久就要秃顶了。

“明年夏天我们将去马斯科卡，”威妮弗蕾德说道，“这次短短的试验性度假不能算是很成功。”

度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到阁楼上去看一看。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来了：理查德正忙着打电话，而威妮弗蕾德则在我们那块小小的狭长沙滩上晒太阳——躺在帆布床上，眼上蒙着块湿巾。我偷偷地打开了通向阁楼楼梯的门，又随手关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了上去。

劳拉早就上去了，正坐在一只雪松木箱上。她已经打开了窗户；这地方还有扇窗，真是一种恩赐——否则这地方会憋死人的。屋里有股烂布和老鼠屎的霉味。

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来我没有吓着她。“你好，”她说，“这上面住着蝙蝠。”

“这并不稀奇。”我说道。她身边放着一个大纸袋。“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开始一件一件地往外掏——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和小摆设。有祖母的银茶壶；三套德国德累斯顿产的瓷茶杯和茶碟，上面有手工绘制的图案；刻着姓名缩写的汤匙；形状像短嘴鳄的核桃夹子；一只孤零零的珠母袖扣；一把断齿的玳瑁壳梳子；一只镀银的破打火机；一个调味瓶架，上面缺一个醋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