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寻宝的地图：他得靠它回来取宝。

首先经过的是土地——数千英里的土地，四周布满岩石和山脉，冰雪覆盖，沟壑纵横；然后是森林，地上堆积着被风吹落的果实，毛茸茸的一层，腐烂的死树枝滋生着苔藓；接下来是零星的林间空地。再接下来是灌木丛生的荒野、狂风呼啸的大草原和干燥少雨的红色山丘。战争在那儿延续不断。在干裂的峡谷中，防御部队趴在岩石后面，设下埋伏。他们擅长打狙击战。

接下来的是村庄，房屋简陋而又肮脏。斜眼的顽童四处乱跑；女人们吃力地拖着一捆捆的木柴；猪在泥土路上打滚，留下了一个个污秽的坑洼。接着是通往城镇的铁路，还有车站和修理厂、工厂和仓库、教堂和大理石砌成的银行。然后是城市：一幢幢巨大的长方形高楼，鳞次栉比，明暗相间。这些高楼都裹着硬石的外壳。不，应该是更现代化、更可信的材料。不是锌制的材料，那只能做穷女人的澡盆。

这些高楼裹着钢铁的外壳。那里制造炸弹，炸弹也落向那里。然而，他绕过所有那一切，没有伤着一根毫毛，径直来到这座容纳她的城市。一座座房屋和尖塔环绕着她；她坐在最里面、最中心的一幢高楼里。不过，这幢高楼一点也不像高楼。它被伪装起来了；如果把它同普通房屋混淆起来，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她是一个跳动着青春的生命，却被窝在雪白的床上。她被关了起来，远离危险，但她是一切事情的核心。核心就是要保护她。他们耗费时间干的就是这件事——把她和一切都隔开，以保证她的安全。她望望窗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得着她，她也够不着任何东西。

她是个圆圈，骨子里是个零。她是一个空间——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够不着她，也动不了她一根毫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连一条罪名也无法加到她头上。她笑容可掬，但笑容后面并没有她的身影。

他想把她看成是无法伤害的——她站在亮着灯的窗户前，身后是紧锁的房门。他想先来到窗外的树下，抬头向上看。接着，他鼓足勇气，用双手顺着藤蔓和外窗台爬墙，快乐得像个得逞的骗子。他猫着腰，抬起推拉窗，迈腿进入屋内。收音机轻轻地放着音乐，舞曲的声音忽高忽低，淹没了脚步声。他们俩一句话都没说，就迫不及待地又开始那销魂的颠鸾倒凤。他们发出低沉的、不连贯的哼声，就像在水下。

他曾经对她说：你过着风雨无忧的生活。

她答道：你可以这样说。

然而，除了通过他，她如何从现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呢？

《环球邮报》（1937年5月26日）

巴塞罗那的血仇

《环球邮报》驻巴黎记者独家报道

尽管官方层层封锁来自巴塞罗那的新闻，我报驻巴黎记者还是得到了有关该市共和党内部对立派别之间发生冲突的消息。据传，获得斯大林支持的共产党人，配备精良的俄国武器，正在肃清他们的对立派“珀姆党”。该党派是极端的托洛茨基分子，同无政府主义者沆瀣一气。共产党人指控“珀姆党”的“第五纵队”图谋不轨，昔日共和党统治时期的和睦美好氛围已变得尔虞我诈，人心惶惶。该市已经发生了公开的巷战，警方站在共产党人一边。据说，许多“珀姆党”的成员被抓进监狱或逃亡他乡。在交火中，可能有几个加拿大人被俘，但这些报道尚有待证实。

在西班牙其他地区，马德里仍在共和党手中。不过，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在发展壮大。

[37]“珀姆党”（POUM）：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名称缩写。

《盲刺客·联邦车站》

她弯下脖子，把额头靠在桌沿上。她在想象他的到来。

黄昏时分，车站的灯亮了。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的脸显得瘦削不堪。附近一定有海岸，凭海鸥的叫声就能知道。他穿过一团团嘶嘶作响的蒸汽，纵身跳上了火车。他举手把旅行包放到行李架上，然后一屁股坐到座位上，取出刚买的三明治，打开皱巴巴的包装纸，把它掰开。他几乎累得都吃不下东西了。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老年妇女。她正在织一团红色的东西——一件毛衣。他知道她在织什么，因为她告诉了他。如果他允许的话，她会把有关毛衣的一切都告诉他，还有她儿子的事和她孙子的事。她肯定还带着他们的照片，但他并不想听她的那种故事。他曾经目睹了那么多死去的孩子，他不愿意再去想他们的事。死去的孩子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甚至比女人和老人还要深。他们的样子总是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惺忪的睡眼、苍白的小手、松垂的指头，以及浸透鲜血的破布娃娃。他扭过头去，凝视着映在夜窗上的自己的脸：两眼凹陷，披着湿漉漉的头发，皮肤黑中带绿，沾着煤灰。黑漆漆的树影在他身后急驰而过。

他艰难地跨过老妇人的膝盖，来到过道上。他站在两节车厢中间抽起烟来，然后扔掉烟头，对准车厢的接缝撒了一泡尿。他觉得自己就像刚刚撒下去的尿——进入了虚无缥缈之中。他可以从这里消失，人们永远也找不到他。

在依稀可辨的地平线上，有一片沼泽地。他重新回到座位上。车厢里时而阴冷潮湿，时而闷热难受；他要么冻得瑟瑟发抖，要么热得大汗淋漓，或者两者兼有之：他要么火烧火燎，要么寒冷彻骨，就像在恋爱中一样。座位的靠背里塞着毛拉拉的填料，已经发了霉，靠背像芒刺般蹭着他的脸颊，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