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明”月，都是千百年来写熟了的套路，这样，在“清风明月”下无意丢了脑袋的文人自然不少。金圣叹临刑前感慨道：“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那么，无意中因一句“清风明月”而得之，则大概可以说得上风雅了。

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忆鸣诗集》案，是“清风明月”的一种变奏。“忆鸣”不就是“忆明”吗？这还了得！光凭这两个字，就足够杀个落花流水的，何况诗集中还有“明汝得备始欣然”这样的句子。其实只要看看诗的题目：《题扇头美人》，便可以知道属于所谓的香奁诗，是文人的一种艳情趣味。但香奁艳情怎样写都可以，写得玉体横陈也无妨，像韩偓笔下那样“扑粉更添香体滑，解衣微见下裳红”，直可以写出那种“滑”的抚摸感和“红”的色彩感都无妨，为什么偏偏要触犯那个“明”字呢？这种咎由自取也许太残酷了，本来只是有点小无聊，对着团扇上的美人怜香惜玉，结果却把自己的妻妾女儿都一并推进了火坑。那时候，一旦抄家问罪，男人们倒也罢了，无非是杀头流放，至多也不过凌迟。最痛苦的还是女人。顾炎武诗中的“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大概就是罪臣的妻女。通常的发落是“给披甲人为奴”，对于这些千娇百媚的大家闺秀来说，其屈辱和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在这里，我又得说到那个汪景祺了，汪被“立斩枭示”以后，其妻亦连坐发往黑龙江。这位贵妇人据说是大学士徐本的妹妹，“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躄匍匐而渡，见者份之。”凄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我们无需责怪家人的残忍，因为这种残忍实在浸渍了太多的无奈和悲怆，一个弱不禁风的名门淑女，与其让她远流朔北，却承受那永无尽头的蹂躏和凌辱，还不如让她一死了之，落得个干干净净的名媛之身。因此，清波一跃无疑是一种诗化的解脱。在这里，黑色的残忍演化为相当真诚的超度，而搭建在江边的那座危楼，倒反而辐射着人性和人情的温煦。我们也无需责怪女人的苟且偷生，她或许只是想在北去的途中，有机会再看一眼丈夫挂在京师的头颅，日丽风和，天阴雨湿，那头颅仍然是旧日容颜么？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稍稍抚慰一下战栗的心灵。这就是文字狱，一种极富于中国情调的文化现象。当一个弱女子在江边的危楼上“盘躄匍匐”，走向漫天风雪中的屈辱和苦难时，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悲哀。我至今不能理解“见者份之”的“份”该作何解释，查阅了《辞源》也仍然不得要领，只能想当然地理解为“忿”的通假字。如果容许这样解释，那么，这些围观者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呢？至少他们是应该有几分哀怜的。而且，在我看来，那些“见者”中，肯定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他们还能狂傲得“天子呼来不上船”吗？还能执著得“语不惊人死不休”吗？还能豪放得“淡妆浓抹总相宜”吗？还能婉约得“衣带渐宽终不悔”吗？还能闲适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统统不能，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交出自己的文化人格，猪狗般蜷曲在专制罗网的一角。

作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断，而是对一代又一代文化菁萃和士人风骨无可奈何的祭奠。上面说到的那桩《忆鸣诗集》案，在一大堆杀头流放者后面，还跟着一个为诗集写序的查慎行，但案发时，其人已死去多年。说来可怜，查慎行后半生一直谨小慎微，但死后仍脱不了一个“倒霉鬼”的下场。想当初，这位宁海查家的贵公子何等风光，他受学于名满海内的大学者黄宗羲，诗文和人品都相当奇崛。康熙二十三年，当时还叫查嗣琏的他，便“钦赐”进士出身，入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南书房历来是个万人瞩目的干部学院，在这里韬晦几年便可以飞黄腾达的。却不料无意之中触了霉头，他的一位朋友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家里设宴，并演出自编的《长生殿》传奇。酒也喝了，戏也看了，这一班文人都有点头脑发热，没想到当时正值皇太后去世的“国丧”期间。结果，查嗣琏和在场的观剧友好全被革职拿问，担任编剧的主人和那一班演员的下场就更不消说了。

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大事件。那位做生日的主人，即清代剧坛上被称为“南洪北孔”之一的大戏剧家洪昇。查嗣琏虽然是个配角，他的悔恨却是可想而知的。他从此退隐故里，并改名慎行，字悔余，寓有“痛悔之余，谨言慎行”的意思，有人写诗揶揄道：

竿木逢场一笑成，

酒徒作计太憨生。

荆商市上重相见，

摇手休问旧姓名。

仅仅是“摇手休问旧姓名”么？更重要的是，昔日那个傲骨棱棱、风采熠熠的传统士人的影子已荡然无存。这以后，作为“过来人”的查慎行便有如初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处处存着小心。但小心也没用，到了雍正四年，他弟弟查嗣庭典试江西，因试题涉嫌谤讪被拿问（这件事后来被人们演绎成相当离奇的“维民所止”案，与事实相去甚远）。慎行一支亦阖门被逮，锁押解京，后因得到鞫审大臣回护，才幸免于难。当时的人们深有感慨，认为查慎行之所以能脱身奇祸，皆因为能适时掉首于要津，但他们哪里会想到，若干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