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想象着父亲的冷面孔时，孙富已相当气派地把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掼到了他面前。

“瓜洲之战”的结局标志着商人阶层对封建门阀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人们看到，孙富那一干人已经咄咄逼人地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他们手中的金钱也并非银样镴枪头的玩意。当杜十娘浓妆艳抹地走出李甲的船舱时，这无疑是商人阶层的一次庆典。尽管由于冯梦龙的酸葡萄心理作怪，最后的结局令人扫兴，但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杜媺的那些小姊妹们正纷纷把傍大款作为时尚，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商人的船舷。

这就不仅仅是杜十娘个人的悲剧了。

四

瓜洲的夜晚显得有点苍老。江流无语，汽笛呜咽，传送着大江的浩茫和空寂。这是一种产生诗情和哲理，产生“逝者如斯夫”之类千古浩叹的大境界。极远的江面上有一盏桅灯，冥冥有如惺忪的睡眼，亦不知是在驶近还是远去。那么就暂时将目光移向别处，等一会儿再给它一个凝眸，才能在更远或更近的定位上坐实它的趋向。在这里，“等一会”是必要的。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判也大致如此吧。

杜十娘的故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那是一个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崭露头角的时代。因此，瓜洲渡口的这场关于女人的争夺，其结局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这场胜利，中国的富商大贾们几乎苦苦等待了一千多个春秋。

杜十娘钟情于李甲，并不在于他家老头子是个部省级。作为京师名妓，这些年她结识的公子王孙恐怕不会少，冠盖满京华，自不会太稀罕一个布政使的儿子。她的情感投入在于李甲是个读书人，也就是所谓的“士”。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从落拓潦倒的白衣秀士到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都堂而皇之地麇集在这面杏黄旗下。尽管大部分的士人也许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只能以平民身份终了一生，但“满朝朱紫贵”，毕竟是以读书人为主色调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各阶层的序列中，儒服方巾的士人总是风度傲岸地走在最前列。然而，“士农工商”的阶级路线只是一种原则上的界定，一旦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商人虽然位居“四民”之末，但由于他们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活得更滋润，便往往能够僭越原则的界定而享有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向“士”的地位挑战。中国文化历来对“士农工商”序列的强调，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三令五申，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僭越和挑战的存在，强调和三令五申得越厉害的时候，也往往是僭越和挑战越激烈的时候。这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某一天，瓜洲便成了“士”与“商”决战的奥斯特里茨，而青楼女子杜十娘的人生悲剧，则为士人阶层的溃败画上了一个沉重的感叹号。

在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青楼女子的人生悲剧。也是在江畔的船头，也是士人、商人和妓女三者间的关系，时间却上溯了差不多一千年。唐元和十一年秋天，大诗人白居易在九江湓浦口邂逅了一个弹琵琶的女子，从而产生了传颂千古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在萧索的深秋冷月下，琵琶女那充满了感伤和浪漫情调的身世倾诉令江洲司马泪湿青衫。该女子的命运之所以值得同情，就在于她原是长安妓女，年轻时曾以色艺名倾京师，占尽了风月场中的虚荣。但随着年老色衰，韶华不再，等待着她的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也就是说，她的悲剧就在于最后嫁了一个商人。一般来说，嫁给商人并不算太亏，至少物质生活有相当的保证。白居易在另一首题为《盐商妇》的诗中，曾描写过商人妇的生活，那种奢华足以令人心驰神往。且看，“绿鬓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这是穿金戴银；“饱食浓妆倚柂楼，两朵红腮花欲绽。”这是锦衣玉食。再看，“前呼苍头后叱婢。”这是少奶奶的威风；“不事田农与蚕绩。”这是贵妇人的闲适。我的天！真是武装到牙齿了。在当今的女孩子看来，这样的日子简直美气死了，简直比“托福”“绿卡”“洋插队”“傍老外”之类的总和还要美气。一个女人拥有了这些，难道还不该满足吗？但一千多年前的那位琵琶女偏偏不满足，非但不满足，甚至还从每个毛孔里都渗出嫌鄙。她只是把商人妇的归宿作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颗终身难咽的苦果。“梦啼妆泪红阑干。”这过的什么日子？几乎是以泪洗面了。那么，也许是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吧？也不尽然。试问，如果她的官人不是出去经商，而是去赶考、做官、升迁钦差大臣八府巡按，她会有这种情绪吗？恐怕不会有。

问题的症结是，在唐代中叶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至少比士人低下得多），尽管他们很有钱。不难想象，当年琵琶女正值走红时，长安“五陵年少”中的某一位看中了她，要娶回去做小，那位茶叶商是断然不敢掼出银子来竞争的，他只能等着佳人迟暮，将就着到“人肉市场”买一个处理品。不要以为这是白居易笔下生花，有意作践商人，须知香山居士本人就是一个不小的官僚，他的观点在统治阶层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商丘子》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巨商之子因为在宴席上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