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的南黄海。

这就是历史上“鉴真东渡”的初始画面，时在唐天宝二年十二月。

唐天宝二年的中国是一种怎样的景观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足。”杜甫这里说的虽然是开元年间，但天宝初年的景象也大致差不多，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盛唐气象”，所指也就是这一时期。天宝二年，大诗人李白来到了长安，用“云想衣裳花想容”那样的华丽词章为唐明皇点缀升平，而大美人杨玉环则站在华清宫的楼台上，望着送荔枝的一骑红尘笑得很开心。宫廷内外歌舞正浓，其排场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连吹笛伴舞的小角色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流人才。这是一个辉煌灿烂与纸醉金迷共存共荣，闹哄哄的歌舞与静悄悄的阴谋双向渗透的时代。再往远处望去，西出阳关的“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羌笛如诉，伴着波斯商人在沙原上的足迹渐去渐远。而从扬州经洛阳到长安的驿道上，一队队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遣唐使”正行色匆匆。这些来自东瀛岛国的朝圣者相当虔诚，那时候，他们还不懂得秋季比夏季更便于航行，乘坐着落后的平底船，他们一次次被卷入夏日的狂涛恶浪，少数忘身衔命的余生者进入了长江口，经瓜洲在扬州登陆。嗬，果然是天朝风物，连月亮也比日本的圆哩。他们贪婪地吮吸这里的文明：汉字、佛教、绘画、棋道、医术，乃至阴阳八卦和百官朝拜时的“舞步”。到了后来，朝圣者开始不满足于前赴后继往中国跑，他们想直接邀请一位宏博睿智的高僧前往日本授戒讲学。于是便有了鉴真的东渡之举。

当时唐帝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很开明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很好，欢迎！即使人家礼节上有什么不周到，也能待以宽宏大度的一笑。这种自信而自负的心态中，支撑着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你要学什么自己来，我们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但我们不走出国门搞自我推销，那既没有必要，也有失身份。因此，鉴真一行的东渡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中间，他们得到了一位权贵的帮助，此人是当朝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李林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大好，“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是因为他而来的。但他哥哥却做了一桩好事。当时鉴真等人在扬州既济寺为东渡打造船只，寺庙里造船干什么？一旦被官方察觉了很麻烦。李林宗给扬州仓曹写了一封信，造船就变成合法的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既复杂又简单，李林宗或许没有意识到，他在袅袅茶香中信手写下的几句人情话，却成就了中日文化史上一件流泽深远的大事。

这次艰难卓绝的远航经历了十一个年头，其间六次出发，五次失败，为之献出生命的就有三十六人。天灾、海难、疾病、匪盗，还有内部的人事纠纷，官府的通牒追阻，使这次远航充满了惊险离奇的情节。最后一次东渡时，随同回国的日本大使藤原和晁衡等人乘坐的一号船遇险触礁，后来讹传沉海了。消息传到中国，和晁衡很有交往的大诗人李白特地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李白的诗中喜欢用“明月”的意象。他对“明月”寄托了那么多的理想和深情。但在我看来，这首《哭晁卿衡》中的明月，情味苍茫深挚，可谓精彩至极。

天宝十二年十二月，鉴真等人踏上了日本九州岛，此时，这位大唐高僧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而且早已双目失明。

那是个暮春的傍晚，落霞带着阴郁的冷色，我站在瓜洲渡口，望着轮渡上鱼贯而下的车流发呆。丰田、皇冠、三菱、佐川急便，还有那种负重若轻的超长平板车，一听那中气很足的引擎声，就知道它的籍贯有多高贵。我问轮渡上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统计过，这过往的汽车中，日本产的占多少？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苦涩地一笑：没办法，人家那东西就是好，连司机都跟着精神了几分。然后，撩起袖口瞄了瞄，忙他的去了。我看见，那手腕上是一只日本产的石英电子表。

我忽然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那些“遣唐使”，那被风涛撕扯得缕缕挂挂的篷帆，风尘垢面的朝圣者吃力地扳动舵柄，“吱——嘎”一声，滞涩而悠长，落后的平底船在江心划出一道弧形的水迹，进入了古运河。难道，大和民族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浓缩在长江下游的这个小小渡口么？

也许，一切都是从奈良兴福寺讲堂的那场大辩论开始的。

这场关于弘法传律的争论，表面看来是宗教界的事，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争论的起因说起来会很复杂，也无须细说。这里要说的是，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文明走向的大辩论，唇枪舌剑中始终高扬着真理的旗帜。这里没有强词夺理和恼羞成怒，没有粗暴的人身攻击和政治谩骂，也没有低级的噱头和故作高深的炫耀。当鉴真的信徒普照揭示了旧戒的种种弊端，并向对方提出了一连串不容辩驳的质问后，原先态度骄横的贤璟等人一时无言以对。接着，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贤璟等人恭恭敬敬地起身俯首，表示从此弃绝旧戒，接受鉴真授予的新戒。

对于日本民族来说，这也许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