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舟船拆除城墙，把那巨大的城砖运到淮堤上去建造一座流亡州府。从此，这座淮上名城真正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水天苍苍，荒草萋萋，只有淮水年复一年地拍打着死寂的空城。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人与自然的对峙，终于奏响了悲怆的最后一个音符。这是康熙末年的事。

三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材料大多取自一本雕版印刷的《泗州志》，这是康熙二十七年由一个叫莫之翰的州守主持编撰的。康熙二十七年离泗州第一次沦于大水才八个年头，当时的州衙设在淮河大堤上的临时办公棚内，这位州官是在组织治水赈灾时，用他那泥汗淋漓的手来完成这项文化工程的。因此，今天当我翻阅这本残破发黄的《泗州志》时，亦不得不对这位地方官的文化人格投以赞赏的一瞥。

平心而论，在泗州这种地方当官并不是什么美差，虽然也是个正六品的厅局级，但治下仅一方灾土、数万饥民而已，实在是很清苦的。可以想见，被打发到这里来的，大多是些在官场上玩不转的老实人。但对泗州的民众来说，一个玩不转官场的老实人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莫之翰就任于康熙二十年，当时正值泗州的灾难之秋，哀鸿遍野，疮痍满目，父母官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若是个有门路的钻营趋附之徒，不用多久就会打通关节开溜的。但莫之翰没有走，至少到他修成《泗州志》的康熙二十七年他还没有走。栖身在风雨飘摇的临时办公棚里，他不仅带领民众进行了一场撼天动地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泗州保卫战，还修成了一部相当不错的《泗州志》，仅就这两点，这位太守就很不简单。

在莫之翰看来，清苦也有清苦的好处，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屁股下的这把交椅，避之唯恐不及，也就不会挖空心思来排挤倾轧，因此，你可以尽心尽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当务之急自然是两件事：一是赈灾，一是治水。莫之翰上任后，在淮河大堤上设了六处粥厂，亲自操勺为老弱饥民放粥；又开河筑堤，置牛车以戽内水。但最要紧的还是向中央政府报告灾情，请求救济。这样的呈文，莫之翰的前任们已经写得不少，现在他又接下去写。一个小小的州官是没有资格直接向中央反映灾情的，他只能把报告送给巡抚，由巡抚签署意见后向上转送，这叫“题奉”。有时为了显示问题的紧要，巡抚还要会同漕运总督一起“题奉”，这样，报告才能送往京城，等候皇帝发落。其实皇帝这时往往不在京城，因为大水一般都发生在夏秋，而每年的这个时候皇帝是要到承德的山庄避暑的，还要进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狩”。对于这些从京城辗转送来的文件，大概也懒得细看，只是皱皱眉头，大略睃巡一下地方督抚的“题奉”，便提笔画了一个圈，草草打发如是：“旨蠲灾三分。”

我数了一下，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二十七年，这样一字不差的批示就在《泗州志》中出现了十数次之多。大概皇上已经习惯了这几个字，写来相当顺手。至于这个“蠲灾三分”对于颗粒无收、嗷嗷待哺的灾民究竟有多少赈济作用，那不是他操心的问题。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偶尔，皇上因为和嫔妃们看戏看得高兴了，或者因为白天围猎中的斩获而志得意满、龙心舒畅，笔下的头寸便放松些：“旨蠲免本年丁粮，以甦民困。”

谢天谢地，总算有了这么一次“蠲免本年丁粮”，而且还顺便提到了“以甦民困”，显得很有人情味。子民遭灾，朕深为体谅，今年不向你们伸手，明年再说。

但皇恩浩荡仅此一次而已。以后，皇帝仍然是要和嫔妃们一起看戏、在塞外的围场上打猎的，龙心舒畅的时候想必也不会少，御批中的这种人情味却再也不曾有过，有时甚至连写得相当顺手的“蠲灾三分”也有所保留了，例如这一次的批示就打了折扣：“旨蠲灾一二分有差。”

那么，是不是这次的灾情一般，不足以牵动圣忧呢？我们看看：

乙丑六月淮大溢，东南堤溃，水灌泗城，深丈余，男妇猝无所备，溺死者数百人。至十月始渐消，自是官廨民居十圮四五矣，乡鄙田畴一望晶淼，禾稼俱尽。州守寄居南城楼， 详报巡抚上官，会同漕抚吴具题奉。

我不知道皇帝笔下的这个“蠲灾一二分有差”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说堤溃城破，溺死数百人，禾稼俱尽还不算大灾？而且这报告是由巡按和漕台共同“题奉”的，你不相信州官在南城楼上起草的灾情报告，总该相信这两位大员的“题奉”吧。可能皇上对泗州年复一年的灾情报告有些烦了，年年治水，年年赈灾，已成了例行故事。有的言官甚至建议，让灾区的妇女每人腰间系一根黄带子，因为从五行上讲，黄属土，而土能克水。康熙是个有科学头脑的帝王，当然不会听信这种左道旁门的胡说；而且即使听了，颁诏施行，像泗州淹成那种样子，恐怕每个妇女腰间的一根黄带子也很难解救。康熙又是个气魄宏伟的帝王，他绝对相信子民百姓的生存能力，不管遭了多大的灾，人总是要想方设法活下去的，吃山珍海味是活，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也是活。再不济，千古艰难唯一死，大不了多死几个人罢了，中国这么大，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多死几个谅也无碍国本。因此，“蠲灾三分”与“蠲灾一二分有差”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重要的是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