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的最前列，也就是最靠近皇祖的眼皮底下。我不知道工匠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为什么对这些达官贵人如此冷漠，也许因为这些达官贵人离自己太远，对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形态都不甚了了，唯一知道的只有他们的身份：臣子，臣子在君王面前除去毕恭毕敬还有什么呢？那么就让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着吧。这种解释似乎勉强说得通，但又总觉得似是而非。工匠们能理解一匹马，一头狮子，以至一只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麒麟，并赋予它们那样丰富的人格内涵，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人呢？这中间肯定潜藏着深层次的艺术匠心。明祖陵兴建期间，正值朱元璋和朱棣大兴冤狱、大开杀戒之时，屠刀所向，开国元勋授首了，知识分子噤声了，政治上的反对派销声匿迹了。腥风血雨中，做臣子的都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惧感。是的，恐惧感，这是一种时代病，一种笼罩于满朝朱紫的深层心理。“伴君如伴虎”，他们离君王这样近，几乎可以听到对方衣褶的轻微响动，捕捉到对方眼波和脸色中任何一丝猜忌的阴影，他们不可能不恐惧。而在恐惧的压迫下，他们也不可能有更生动的神态，哪怕是努力做作的矫情。在这里，工匠们正是抓住了人物最具典型意义的心态，以巨大的艺术真实雕塑了他们的形象：呆板、僵硬。

神道的尽头是地宫，也就是老祖宗安息的地方。其实这里并没有半根腐骨，只是一堆衮冕冠服，这么森严的仪仗和崇宏的建筑竟是为了陪伴几套衣帽，实在令人感叹。朱元璋是穷人出身，这从他祖上几代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的高祖父叫朱百六，曾祖父叫朱四九，父亲叫朱五四，这一串名字现代人听来颇有点滑稽，其实在当时，正是朱家世代赤贫的阶级烙印。宋元以来，平民百姓常常是不用名字的，只以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一个数目作为称呼。朱元璋高祖的那个“百六”，大概是一百零六的简称，而祖父的“初一”则可能取自出生的日期，反正有一个吆喝的符号就行了，用不着许多讲究。直到朱元璋谥封父亲为仁祖皇帝的时候，才顺便也追封了一个体面的大号，叫朱世珍，这是朱五四老汉的殊荣。

记得有一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时，发现饭店的女老板长得奇丑，于是便引出一个话题，如果该老板娘一夜之间变成了绝色佳人，她将会怎样生活。一位朋友说，她肯定承受不了这种反差，心理会随之崩溃。这位朋友的推论得到了大家的认同。由此言之，一个穷光蛋当了皇帝，首要的难题恐怕不是治国驭民，而是如何承受那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甚至会整个地改铸他的人格走向，叱咤风云的伟丈夫变得怯懦宵小；阔大坦荡的胸怀塞进了猜忌、暴戾和险隘；谦和健朗的面孔浮上了贪欲自大的阴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从先前一无所有到什么都有了，一时反倒手足无措起来，巨大的既得利益令他眼花缭乱、心旌摇荡，却又唯恐受用不及、过期作废，就像民间故事《石门开》的结尾那样，石门突然关闭，满屋子的黄金都变成了石头。那么就抓紧挥霍吧，自己挥霍不算，还要请出祖宗先人来分享，让他们也捞个皇帝当当。给祖宗追加谥号并不是朱元璋的首创，但像朱元璋这样一下子让四代祖宗都黄袍加身的却委实少见。追封便追封，一纸红头文件诏示天下得了，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石人石兽干什么？要那么多堆砌谀词的封号干什么？要那么多雕栏玉砌的崇宏巨殿干什么？不就是几根腐骨么？不，这里连腐骨也没有，只有几套衣冠。在甩场面掼派头的背后，恰恰显露出那种“小人得志”的浅薄和自卑。

在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朱家的另外两处祖陵，即安徽凤阳的皇陵和湖北钟祥的显陵。这两处陵墓在明史上都曾演绎过一些有趣的事。前者在崇祯九年被李自成的起义军翻尸倒骨，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凤阳总督因此被崇祯砍了脑袋。随即，官军也派人到陕西米脂扒了李自成的祖坟，并把其先人的颅骨用快马呈送朝廷处置。明朝末年天崩地坼的政治大搏斗，竟在朱、李两家的祖坟上拼得如此你死我活，这实在是很有深意的。人们不难发现，显现于其中的是那种农民式的复仇情结和天命观。后者则引出了一场朝野震动的“大礼仪”事件，这件事虽然闹得轰轰烈烈，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究竟“谁是自己的父亲”。原来正德皇帝没有儿子，死后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当朱厚熜从湖北安陆的封地颠儿颠儿地前往京城登基时，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不久便遇到了一个难题，按照儒家的礼教，他以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必须称已故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为父亲，而自己的父亲献兴王朱祐杌就降格成了叔父。这位嘉靖皇帝后来虽然昏庸透顶，但这点起码的人伦之情还不曾丧失，他很不情愿，于是便引起了一大批朝臣伏阙请愿，上书抗议，甚至以集体辞职相要挟。一时金銮殿前呼天抢地，悲声号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关于“主义”的争议，千秋伦常，在此一举。但臣子终究是拗不过皇上的，皇上决定停止这场关于“主义”的争议，直接诉诸武器的批判。最后的结局是，数百名死脑筋的官员先是被廷杖打烂了屁股（其中有十九人被当场打死），然后下狱、罢官、贬逐。而几个脑筋不那么死的官员则因此飞黄腾达、厕身中枢。朱祐杌不仅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