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很懂得迎合这种心态。他的诗共二十一韵，近三百字，极尽铺陈之能事，诗中除了龙门景物的描写给人一些美感外，其余都是歌功颂德之辞。也就是说，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再加上大体说得过去的艺术技巧，就可以赢得一时之间的大红大紫，这种沽名钓誉的捷径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而东方虬却不识时务，他对女皇导演的一场游戏过于认真，在这种场合下居然想追求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个性光彩，发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阮、嵇之音。这样，他的锦袍得而复失，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到香山寺来，是为了看白居易墓。白居易是山西人，早年在苏、杭二州作过太守，他是很怀念南国山水的，特别是南国的佳丽，所谓“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成为他晚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怅恨。那么诗人为什么要葬在洛阳呢？这固然因为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洛阳，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与香山寺有关的一段情缘。

这段情缘的另一位主角是诗人元稹。元白之交，向来被称为文学史上的佳话。崛起于中唐诗坛上的新乐府运动不仅记载着这两位大诗人桴鼓相应的艺术追求，也铭刻着这对挚友之间生死以之的深厚情谊。他们都曾相当自负，白居易曾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一句话表达过这种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但到了大和三年（829 年）九月，元稹拜尚书左丞经过洛阳时，这种意气已消磨得差不多了。元稹写了《过东都别乐天二首》，诗的基调很凄婉，隐隐流露出一种生离死别的悲楚和担忧，读后真令人掩卷垂泪：

君应怪我留连久，

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

明日恐君无此欢。

他们都已不再年轻，又加颠沛流离，天各一方，此一别，不知还能不能再有相聚之日？

不想这种担忧竟有如一道不吉的符谶。一年以后，元稹即病逝于武昌。

元稹临终前，曾把写墓志铭一事拜托给白居易。在当时，请名人写墓志铭是一种时尚，这些名人也往往不惜笔下生花，阿谀死者，这叫做谀墓。由于写墓志铭的报酬很高，唐代的谀墓之风亦相当盛行，不少颇负盛名的大家也免不了厕身其中，例如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韩愈就写过不少谀墓的碑文，获取的报酬自然很可观。刘禹锡在祭韩文中就很不客气地说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阶，辇如金山。”在这一点上，韩愈的名声不太好。元稹拜托白居易为他写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