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铭，并以家中所积累的车马、丝帛、玉带等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作酬劳。以白居易的知名度，这笔钱并不算很多。但在白居易来说，一篇墓志铭无疑是对朋友最永恒的祭奠，哪里还能收取润笔呢？无奈元稹又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把这笔钱拿去修香山寺，并写了一篇《修香山寺记》，在文中把修葺的功德归于元稹。此后，白居易便常住香山，这位大诗人的别称也由白苏州、江州司马而淡入香山居士。香山，成了诗人最后的精神栖息地，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处溢彩流光的风景。孤鹤唳天，荒钟破霜，残漏寒蛩，冷月清辉，在这里，香山居士和微之兄又有过多少次魂牵梦萦的倾诉和酬唱呢？那就让他们悄悄地对话吧——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关于地老天荒悠远绵长的思念……

唐武宗会昌六年（846 年），白居易病故，遗嘱葬于香山寺北侧。

白居易的墓志铭是大诗人李商隐所撰。以白氏一生的辉煌，用不着李义山去刻意阿谀的，只须平铺记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只是洋洋二十余字的标题中，堆砌的全是官衔，作为文学家的白居易倒反而不见踪影了。为石碑书丹的是一个叫白敏中的人，顺便查了一下，此公当过宰相，字倒也说得过去。

从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到香山寺的白居易墓，正值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一百七十余年，为白居易撰写碑铭的李商隐，在文学史上已被归入晚唐诗人的行列，他那些绮丽精工的无题诗正染上一层薄薄的孤冷、感伤和忧郁。“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落黄昏固然有炫人心目的景致，但已无旭日东升的蓬勃朝气，也不见中天灿日的耀眼光华。边塞军功的向往已很遥远，“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呼喊更是杳不可闻，只有仆马词章的较量和“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的华丽舒适。这种色调和气魄的流变不仅是孤立的诗坛景观，也是从盛世走向衰微的王朝气象。

皇家车驾临幸洛阳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但大多是被阴险的宦官和骄悍的武将们裹挟着来避风头的，他们同时也把长安的阴谋、残暴和靡废带到了洛阳。洛阳不再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龙门是没有心思去的了，“赋诗夺锦袍”的游戏俨然神话一般缥缈。他们只是瑟缩在深宫里，胆战心惊地盘算着杀人和被杀。宫城倾圮，鬼魅游走，歌声舞影中透出无可奈何的末日凄惶。公元904年，朱温强迫唐昭宗李晔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并裹挟长安市民随驾东迁。百万市民被朱温的汴州兵团押解着踉跄上道，哀号震天，连绵八百余里。长安，这座曾作为京师达一千一百七十一年之久的东方第一巨都，从此丧失了被选为京师的资格。

洛阳的光景也不见佳，唐王朝以后，它虽然也曾作过两任小朝廷的都城，但前后总计不过三十年。936 年，后唐被石敬瑭联合契丹所灭，洛阳亦从此王气黯然，一蹶不振，再不曾有帝王的车驾临幸过。只有龙门奉先寺的大佛仍旧那样大度而从容地微笑着，向人们昭示着昔日那气薄云天的盛世风华。

五、 洛阳女儿惜颜色

是的，洛阳衰落了，这种衰落是与河洛文化的衰落相同步的。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唐朝诗人刘希夷的这几句诗，恰恰可以拿来比附河洛文化的衰落。花落残红，惜春伤感，佳人迟暮，不胜今昔，这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题旨，对青春的惋叹和对人生的悲悯，借助于落花构成了相当典型的哀艳意境。那么，我们何妨把这种情感大而化之，从洛阳女儿的身世遭遇和多情的眼波中，来窥视洛阳盛衰演变的历史轨迹呢？

洛阳女儿惜颜色，论“颜色”，首推曹子建笔下的洛神。

这是一个艳丽华贵的艺术形象，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之美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浓墨重彩地描写一个女人的，赋的铺陈和夸饰功能，几乎把女性美的每一个细部都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应该写的都写了，而且都写得很到位。《洛神赋》的成功，无疑是作者超迈的才华所致，但谁又能否定这正是那个时代洛阳女儿的一幅标准像呢？这是一个懂得美、懂得感情，也很懂得包装的上层贵妇的形象，她悠闲，雍容，风情万种，可以尽情地装扮自己，以充分展示一个女人的天性。虽然她也有“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的忧伤，但其心态是健康开朗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她媲美，别人只能远远地欣赏她绚烂的光环。如果我们把目光的聚焦点从洛神的个体姿影散射到她所处的文化背景和广阔空间，便不难发现，这位贵妇人的风韵容貌，不过是魏晋时期洛阳文化精神的一种美感体现而已。正是由于洛阳的繁华，洛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风习，洛阳门阀世家那种崇尚个体价值和精神愉悦的审美趣味，才造就了这样明艳逼人的女性形象。因此也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洛阳，其本身就是一个优雅华丽的贵妇人。 《洛神赋》中对宓妃的描写，不仅展示了一尊超凡脱尘的女性形象，而且由于它的极大成功，在后人心目中被升华为一种美的境界。《世说新语》中在赞美王羲之